"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钟会谋反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既非天地宠儿,亦非人和之主。

钟会谋反堪称三国末期最耐人寻味的政治事件。这位司马昭的"子房",在灭蜀后突然起兵反叛,最终被乱军所杀。其败因可概括为"三无":无军中根基、无政治资本、无天时之利。
历史上"登台拜将"的四位名将——韩信、魏延、陆逊、钟会,皆面临相同困境:皆需借君主威望统军。263年秋,司马昭亲率百官送钟会出征,授予"假节钺"之权,实为政治背书。正如《晋书》所载:"钟会虽有谋略,然未尝独统大众",这种"空降型统帅"的脆弱性,在灭蜀后暴露无遗。
反观邓艾,这位久镇边关的老将,早在249年就担任南安太守,其"士卒效命"的威望历经二十年积淀。司马昭对邓艾的忌惮,恰印证了《孙子兵法》"将者,国之辅也"的治军之道。当钟会接手这支浸润着邓艾印记的军队时,犹如"新君驭旧臣",其势若危卵。
钟会掌军不过一年,军中威望与韩信、孙策相去甚远。刘邦封韩信为齐王时,韩信已"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孙策据江东前,已"转斗千里,尽有江南"。反观钟会,264年春起兵时,既无韩信"灭三秦定齐地"的军功,更无孙策"渡江击刘繇"的嫡系部队。
司马昭的政治手腕更胜刘邦、袁术一筹。他深谙"将权"与"君权"的平衡之道,既效仿汉高祖"登台拜将",又谨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谋。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司马昭专权,而能制群下,有韩白之将,而无其叛也。"钟会谋反时,司马昭已构建起严密的政治网络,其"政治实力强于刘邦、袁术"之论,可谓切中肯綮。
历史的吊诡在于,若曹操采纳司马懿进取西川之策,三国格局或早四十八年改写。215年汉中之战后,曹操"得陇望蜀"的犹豫,恰如其《让县自明本志令》所言:"欲遂取蜀,而犹豫未决"。这为司马氏后来"挟魏灭蜀"埋下伏笔,也印证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千古浩叹。
钟会之败,实为必然。其谋反犹如"沙上筑塔",既无军心所向,又无民心所归。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钟会的悲剧,恰是乱世中"谋大而才疏者"的宿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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