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觱篥之盛,正如白居易笔下所言:“剪削干芦插寒竹”,其音律之妙、传承之广,早已超越乐器本身,成为时代精神的缩影。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而乐器亦如这河流般穿越时空。觱篥,这种形似喇叭的管乐器,自汉代便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传来。传说由龟兹国王绛宾及其王妃弟史携入中原,而弟史本是乌孙国公主,其母乃汉朝解忧公主——这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交融,为觱篥在中原的扎根埋下伏笔。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李颀的诗句道出了乐器的源流,也揭示了其在唐代的本土化过程。隋唐燕乐体系中,觱篥不仅成为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形成了“九孔漏声五音足”的标准化制作工艺。
唐代文人对觱篥的痴迷,远超普通乐器。白居易在其名作《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中,用细腻笔触描绘了乐器的制作工艺与演奏技法: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
这首诗不仅记载了觱篥的构造特征,更通过“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的描写,展现了演奏者对乐器的精妙掌控。尤为难得的是,白居易特别强调了年轻演奏者的天赋——12岁的薛阳陶已能“下手发声已如此”,这种对后辈才华的推崇,恰是大唐包容开放的时代写照。
“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在《霓裳羽衣舞歌》中,白居易将觱篥置于众多乐器之中,却以“宫调一声雄出群”的评价彰显其独特地位。这种文学化的记录,比任何史料都更具说服力。
除白居易外,元稹、李德裕等文人皆曾咏叹薛阳陶之艺,而宫廷乐师李龟年更以“善打觱篥”闻名天下。这些记载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在盛唐气象中,觱篥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碰撞的回响。
“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李颀笔下的觱篥,既是乐器的物理声响,更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当这种来自西域的乐器在长安街头巷尾流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的传播,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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