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荆州,刘备当负六成主责,关羽三成,诸葛亮一成。

刘备身为一国之主,如同今日掌舵巨舟的船长,决策之重,关乎生死存亡。荆州五郡倾覆,非天灾,实乃人祸,刘备自当担纲大半责任。南怀瑾先生尝言:“天下事,败于细节,成于格局。”刘备之失,正在于此。
其一,纵容关羽,养痈成患。刘备与云长相知数十载,岂不知其“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秉性?马良、王甫等文臣谏言如风过耳,麋芳、傅士仁与关羽龃龉日深,益州宫中早有风闻,刘备却置若罔闻。更授前将军印绶,假节钺之权,纵容诸葛亮书信称“美髯公”,助长其骄矜之气。终致襄樊轻启,后防空虚,如《三国志》载:“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此非纵容之祸乎?
其二,荆州无备,忧患全无。荆州乃兵家咽喉,曹操得之可吞江东、伐西川;孙权据之则控长江,进退自若。公元215年湘水划界,刘备轻割长沙、桂阳二郡予孙权,却不调防务、增兵力。试想,若张飞镇江陵,赵云守公安,重兵屯后,岂容吕蒙白衣渡江?此乃《孙子兵法》所警:“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其三,小觑孙权,自取其辱。刘备视曹操为心腹大患,轻忽江东。割地予吴,使江陵、公安如裸裎于敌前,又不遣一兵增援。乃至夷陵之战仓促兴兵,皆因对孙权警惕不足。廖立曾直言:“昔先主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无功。”此语虽刺耳,却道出真相:公元214年取益州后,刘备未取汉中而争荆州;219年汉中大胜,又不援关羽,致其身死、上庸覆败。若早定汉中,或可免此劫。
关羽执掌荆州军政,直接失地,当负三成责任。其人单骑闯阵,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诚为虎将;然为帅之道,审时度势、忍辱负重,则大有欠缺。陈寿评曰:“然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性格决定命运,刚极易折,古之明训。
其一,蔑视东吴,自陷圈套。关羽心高气傲,辱孙权求婚使者;轻信吕蒙“病笃”之计、陆逊谦恭书信,撤后方之兵;又擅取湘关粮草,授人以柄。《三国志》明载:“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若无东吴背后一刀,襄樊之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其二,驭下无方,众叛亲离。吕蒙兵至,傅士仁、麋芳倒戈。麋芳乃刘备姻亲,何以降敌?史笔如铁:“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咸怀惧不安。”关羽“骄于士大夫”,积怨如薪,终成燎原之火。
诸葛亮仅负一成责任。演义中神机妙算,实则历史中,刘备取荆州后,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主理内政,非军事决策者。襄樊之战时,其身在成都,难越权干预。此乃角色使然,非智谋不逮。
嗟乎!荆州之失,非关天时,实系人谋。杜牧诗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若刘备能忍割地之辱,关羽稍敛骄矜之气,或可改写青史。然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徒留后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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