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直击:长孙无忌因触碰武则天称后的核心利益,加之封建制度下皇权至上的特性,最终被构陷谋反逼迫自尽。

永徽年间,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却遭时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的长孙无忌强烈反对。这位曾参与玄武门之变、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权臣,以“武氏门第低微”为由,断言此举违背祖制。据《新唐书》载:“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固言不可。”
面对长孙无忌的铁壁合围,唐高宗使出三重手段:其一,以十余车珍宝厚赐;其二,破格提拔其三子为朝散大夫;其三,让武则天之母亲自登门说情。然而长孙无忌不为所动,正如《新唐书》所言:“许敬宗数劝之,无忌厉色折拒。”
武则天登基后,这道伤口化作利刃。许敬宗趁机诬告长孙无忌“密通越王举兵”,更在审讯中“傅致反状”。唐高宗虽知其中蹊跷,却最终妥协,下诏削其官爵流放黔州。临终前,长孙无忌在诏狱中写下血书:“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句化用《诗经·抑》的自辩,成为他最后的呐喊。
更令人唏嘘的是,长孙无忌的悲剧源于身份错位:作为功臣,他恪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汉制遗风;而武则天作为帝王枕边人,深谙“家天下”的权力法则。正如《资治通鉴》所载:“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长孙无忌以臣子身份介入皇室私事,恰如飞蛾扑火。
这场倾轧的本质,是封建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当唐高宗说出“后无息,昭仪有子,必欲立之者”时,已昭示长孙无忌的败局——在皇权独尊体系下,任何异议都将成为弑君之罪的导火索。史家金克木曾言:“忠臣的下场,常取决于皇帝的‘圣心’是否被‘忠言’刺痛。”
长孙无忌之死恰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叹:“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表面是权臣倾轧,实则是皇权对相权的永恒绞杀。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警示:“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长孙无忌以祖制对抗皇权,终究难逃薪尽火灭的结局。
这座唐初重臣的悲剧丰碑,至今仍在警示:在封建专制的铁幕下,纵使智慧如长孙无忌,终究逃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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