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核心在于刘贺登基二十七日内荒悖失德、危及宗庙社稷,而霍光以伊尹放太甲为典范,恪守程序正义、广纳群议、禀承太后诏命,既全臣节,亦护汉室根基。

史载刘贺自山阳赴京,未谙朝纲,竟携故吏二百余人入宫,终日“斗鸡走狗,沉湎酒色”,拒见三公九卿,擅调符节,私赏官爵。《汉书》明载其“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此非细行有亏,实乃动摇国本之危兆。
霍光观其行止,忧心如焚。昔武帝病榻托孤,亲赐《周公负成王图》,寄望霍光如周公辅幼主。今新君若此,岂非辜负先帝重托?然霍光未逞私意,先密询大司农田延年,再集丞相杨敞、群臣共议,援引“伊尹放太甲”古例——此非权谋巧饰,实为寻得儒家伦理之正当支点。
霍光深知:废立天子,非权臣可独断。他步步为营——先使群臣联名奏劾,再禀上官太后(时年十五,霍光外孙女)裁断,终由太后下诏废黜,丞相主持仪式。全程合乎“国有大议,必咨群臣;事涉宗庙,必禀太后”之汉制。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乃霍光立身之本。
恰如《诗经·小旻》所警:“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霍光一生辅昭帝平上官桀之乱,迎宣帝于民间(武帝曾孙刘询),两定国本,却始终“每出入殿门,进止有常处”,谦恭如初。宣帝虽心存忌惮,然霍光薨后仍绘像麒麟阁,尊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足见其行止经得起青史推敲。
后世文人常将“伊霍”并称,非慕其权,而敬其心。孟子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此语为霍光立下道义标尺:废昏立明,为社稷计,非为私欲。相较王莽篡汉、梁冀鸩君之流,霍光“无篡逆之迹,有安刘之功”,故司马光评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
然天道昭昭,疏于齐家终酿大祸。霍显(霍光妻)毒杀许皇后,子弟骄纵干政,霍光生前或有所察而未深究。《礼记》有言:“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其身后族灭之痛,恰成千古镜鉴。
末了且引《荀子·天论》作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霍光持重守正可安社稷,治家不严竟累宗族。权臣之道,岂止在朝堂进退?更在庭户教化之间。后人读史至此,当掩卷长思:功业可耀青史,德泽方润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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