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对蜀汉国情有着洞若观火的清醒认知,其屡次北伐既是践行“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更是立足弱国现实的生存战略——以攻为守,维系统一火种。

翻开《出师表》,开篇十二字如寒刃刺骨: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此语非虚饰危言,实乃血泪实录。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失荆州,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夷陵惨败,蜀汉元气大伤,精锐尽殁,疆域缩至一州。至建兴五年(227年)北伐前,诸葛亮虽经五年休养生息,整军经武,然国力仍为三国最弱,可用之兵不过近十万。更棘手者,政权结构暗流汹涌:荆州集团(诸葛亮等)执掌中枢,东州集团(李严等)居中调和,益州本土势力(谯周等)备受压制。刘备托孤时特设诸葛亮、李严双辅政,正为平衡三方。诸葛亮岂会不知?此局如履薄冰,内忧外患交织。其一,酬三顾之恩,践托孤之诺。《出师表》字字泣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非空泛口号,而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信义。若无此心,卧龙何须出草庐?
其二,以外战弥内隙,聚国魂于一帜。蜀汉立国根基薄弱,三大集团矛盾随荆州丧失日益尖锐。北伐将矛头引向曹魏,使“复汉”大义成为凝聚共识的旗帜。若能取雍凉二州,既可拓展战略纵深,亦能以新功业调和内部裂痕——此乃高明的政治智慧。
其三,亦是最关键者:以攻代守,争一线生机。魏明帝曹叡纳孙资之策,据险固守,休养生息。诸葛亮洞悉此危:“坐守蜀中,待魏势成,则蜀如瓮中之鳖。”秦岭天险固可御敌,亦成困龙之锁。出兵北伐,一则夺雍凉骏马以建骑兵,二则破魏西线牵制其力,三则争“时间窗口”——趁魏未全力西顾,搏取战略主动。此非好战,实乃弱国存续的悲壮抉择。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书愤》)
世人常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细究历史脉络,诸葛亮之“为”,恰是清醒者于绝境中的理性抉择。他非不知天时不利、粮道艰难,却以“鞠躬尽瘁”之志,将个人信仰化为国家脊梁。北伐虽未竟全功,却延蜀汉国祚二十九载,更铸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丰碑。后人读史至此,当思:真正的清醒,不是计算胜算,而是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点燃火把,照亮来路与去途。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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