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钰,是明宣宗次子、明英宗异母弟,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登基,力挽狂澜于既倒,却在“夺门之变”后被废黜,成为明朝迁都北京后唯一未葬入十三陵的皇帝。

朱祁钰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9月11日),初封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其兄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兵败于土木堡,被俘北去。国无主君,人心惶惶。值此危局,兵部尚书于谦等大臣力劝孙太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以安社稷。次年改元景泰,史称景泰帝。
“社稷为重,君为轻。”——此语虽非出于明代,却恰可映照当时朝臣之抉择。面对强敌压境、天子蒙尘,朱祁钰临危受命,非为私欲,实乃为天下计。
在位八年,他知人善任,重用于谦、石亨等忠直之士,整饬军备,选将练兵,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也先大军,使大明转危为安。其时政治渐清,经济稍苏,边防复固,可谓“由乱而治,渐开中兴”。《明朝的那些事儿》评曰:“若无景泰一朝,大明或早倾于北虏。”此言虽带演义色彩,然其功绩,史册昭然。
然朱祁钰亦有其局限。既登大宝,便生恋栈之心。英宗归国后,被尊为太上皇,却遭软禁南宫,长达八年不得自由出入。更执意废黜原太子、英宗之子朱见深,改立己子朱见济为储。此举虽出于私情,却动摇国本,埋下政变之因。
权力如鸩酒,饮之愈深,戒之愈难。景泰帝本可效法周公辅成王之义,却终陷于“家天下”之执念,反令奸佞窥隙而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英宗旧臣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辟,改元天顺。二月,朱祁钰被废为郕王,幽禁西苑。不久暴卒,年仅三十。《英宗实录》仅书“薨”字,讳莫如深。然明代野史如陆釴《病逸漫记》、查继佐《罪惟录》皆载:“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或“希旨扼杀”。虽正史不录,然蛛丝马迹,令人警醒。
死后,英宗赐谥“戾”,按亲王礼葬于西山(今北京海淀区玉泉山北),不得入十三陵。妃嫔唐氏等被迫殉葬,唯汪妃因早前被废得免。直至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感念叔父护国之功,下诏恢复其帝号,谥“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弘光帝更追尊庙号“代宗”,全谥冗长,足见后世追思。
乾隆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为景泰陵立碑,竟言:“子亦随死,终于杀,礼西山,实所自取耳。”此语苛刻,然亦折射出帝王心术之冷酷——功过是非,常系于胜败之间。
综观朱祁钰一生,临危受命,功在社稷;然囿于私欲,终致身败名裂。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诚如古语所叹:“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景泰一朝,既是明朝中兴之转机,亦为宫廷权斗之缩影,令人扼腕,亦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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