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虽生于乡野,但其皇族身份之所以能被汉室世谱所录,既因汉代宗正制度对宗室成员的系统登记,也因汉献帝在政治危局中主动承认其“刘皇叔”身份以图制衡曹操。

在汉代,朝廷设有“宗正”一职,专司皇族谱牒,凡刘氏子孙,无论嫡庶远近,皆须登记于册。此制始于高祖,旨在厘清宗支、维系礼法。诚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宗正,秦官,掌亲属。”中山靖王刘胜,乃景帝之子、武帝之兄,史称“有子百二十余人”,其后裔繁衍极广,散居四方。刘备即自称其十八世孙。
然需警醒的是,宗正所录,仅记名讳、世次与生年,并不意味着享有封爵或俸禄。
汉室宗亲愈往后愈多,朝廷早已无力供养,故谱牒之用,在“知其所出”,而非“授其以利”。刘备虽居涿郡乡里,织席贩履为业,但若其家族确系中山靖王之后,且能提供世代传承之凭据(如族谱、父祖名讳、生辰等),便有可能被纳入宗室簿籍。古人重生辰八字,非至亲不轻示,故若刘备所述生年与宗正所存记录相合,其身份便具初步可信度。然历史之微妙,不止于制度,更在于时势。至东汉末年,汉室倾颓,献帝沦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朝中虽有忠臣,却多拘于礼法,畏曹如虎,不敢轻举妄动。恰在此时,刘备以布衣之身,率关羽、张飞起于草莽,勇毅果敢,迥异于朝中庸碌之辈。献帝见之,如暗夜见星,遂有意借其力以抗曹。
此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欲使天下英雄归心,刘备亟需一个响亮名分。
于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献帝召刘备入宫,查其宗谱,认作皇叔——此举未必全凭血缘确证,实乃政治所需。正如《三国志·先主传》所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遂与承等同谋。”可见,皇叔之名,既是身份认证,更是政治授权。“丈夫生世,会须自取富贵,岂可久处贫贱乎!”
此虽非刘备原话,却道尽其志。得皇叔之名后,刘备持衣带诏,虽事败奔逃,却自此以“兴复汉室”为旗号,辗转荆益,终成鼎足之势。其身份之真伪,早已在历史洪流中化为符号——真者,因其志;伪者,亦因其用。综上,刘备之入皇族世谱,既有汉代宗正制度之基础,亦赖乱世中献帝之政治托付。制度为骨,时势为翼,二者相合,方使一介乡野少年,得以披上龙袍之影,走上三分天下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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