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与苏轼并无直接师徒或亲属关系,他原是苏轼的书吏(小吏),后因善蹴鞠被端王赵佶(即宋徽宗)赏识而飞黄腾达;其“奸臣”之名,源于《水浒传》对其滥用职权、迫害忠良、祸乱朝纲的文学塑造,而非正史明确定论。

高俅,并非如坊间所传那般是“草包”,实乃东京破落户子弟,却身怀多艺——刀枪棍棒娴熟,吹弹歌舞精通,尤擅蹴鞠与相扑。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笔札颇工。”此处“小吏”即文书仆役,非正式官员。苏轼(东坡)曾任翰林学士,高俅在其府中执役,因文墨尚可,得近名士。然苏轼并未举荐其入仕,反因避嫌将其转荐于驸马王诜。此一转手,竟成命运转折点。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马说》
高俅辗转至端王府,恰逢赵佶观球,他以一记“鸳鸯拐”惊艳四座,深得端王欢心。未几,哲宗崩,端王即位为宋徽宗。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不到半年便擢升殿前都指挥使,后官至太尉,掌禁军大权。金圣叹曾叹:“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此语道尽北宋末年用人之荒诞。
得志小人,最是可畏。高俅掌权后,睚眦必报,首当其冲者便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只因王进之父王升早年曾教训过尚为市井无赖的高俅,致其卧床数月。如今高俅翻掌为云,王进只得携母逃亡,此乃《水浒传》开篇之引线。
继而,高俅纵子(实为养子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更与陆谦合谋,设白虎堂陷阱,逼得林冲雪夜上梁山。林冲本是忠良之后,忍辱负重,却终被逼反。此事非仅一家之冤,实为“乱自上作”之明证。张恨水评《水浒》曰:“谁谓《水浒》无春秋笔法哉?”作者不直斥朝政,却以高俅发迹为楔子,揭官场腐败之根由,令读者自悟:大厦将倾,非一日之寒。
权力若无德行约束,才艺反成祸器。高俅虽有“歪才”,却无公心,唯以私怨驭下,以谄媚事上。宋徽宗好书画、爱奇技,与高俅同嗜蹴鞠,遂视其为知己,殊不知此乃“亲小人,远贤臣”之始。
及至梁山势大,高俅三度领兵征讨,皆败北。第三次竟被生擒,宋江仍以礼相待,冀其促成招安。高俅口应心违,归朝即毁诺。即便梁山受招安后为国征战,损兵折将,高俅仍视其为寇,终借御酒毒杀宋江、卢俊义。此举非但寒了忠义之心,更显其心胸狭隘、毫无大局之识。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高俅之“奸”,不在史书浓墨重彩,而在《水浒传》以其为镜,照见北宋末年政治生态之溃烂。他非天生巨恶,却因制度失衡、君主昏聩,得以劣币驱逐良币。其人之起落,实为时代悲剧之缩影。故曰:高俅之祸,非一人之过,乃一朝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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