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疆域辽阔,高丽却以藩属之姿保全国祚,这背后竟是一位汉臣的力谏。

元世祖忽必烈曾以铁骑踏破欧亚,然其治下亦有难啃之硬骨。高丽王朝自高丽王族降元后,表面臣服却暗藏机锋,终在元英宗欲改行省制时,因一人之谏而转危为安。
自成吉思汗定下“纳质、助军、输粮”之制后,高丽虽为藩属,却保有独特地位。彼时元廷对高丽设征东行省,实为日后征日之计,然此行省设制竟成高丽自保之利器。
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
此等制度本应严守,然元廷因国事繁杂,竟疏于管理。直至忽必烈欲征日本,方觉高丽战略价值,遂设征东行省。然此行省设制却成双刃剑——既为元廷所用,亦成高丽自保之盾。
高丽王族深谙此道,借进献宫女宦官之机,于1287年再度获准重设行省。更妙在行省达鲁花赤由高丽王兼任,实为“运动员兼裁判员”之态。
元英宗即位之初,权臣铁木迭儿与太皇太后答己专权,令其郁郁不得志。直至二人相继离世,这位年少天子方得施展抱负。其改革之志,竟将目光投向了高丽。
元英宗欲废征东行省,改为三韩行省,实为吞并高丽之策。然此议甫出,便遇集贤大学士王约力谏:
“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
王约此言,恰似吕洞宾在岳阳楼前观棋时的顿悟——看似无心,实为大谋。彼时元廷虽强,然高丽地处偏远,若强行吞并,恐反生祸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之问,恰似王约之谏,皆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王约之言终得右丞相拜柱支持,元英宗遂罢改省之议。此事传至高丽,王约画像竟成国宝,高丽王亲设生祠,感激涕零曰:“非此公,吾国祚将绝矣!”
此等典故,令人想起张三丰游历天下时,见山河破碎而叹息。王约虽非仙人,却以一言保全一方,其智慧不亚于道门高人。
元朝行省制之变,终成高丽自保之策。此事虽小,却折射出历史长河中,智者以柔克刚之道。正如《道德经》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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