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与万历皆为懒政之君,然嘉靖心术险恶而万历能力超群,治国理政当以万历为上。

明史学者黄仁宇曾言"帝王之道,在于驭下而不疏于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驾崩时,其虽二十年未临朝,却仍能掌控全局,奏折批红从不间断。反观万历皇帝,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竟有二十八年未曾召见内阁大臣,奏折积压至"尚书三缺、侍郎十缺"(《明史·职官志》),其怠政程度远超嘉靖。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轼此言恰可对照两位君主——嘉靖虽不上朝,却始终握有批阅奏章的权力;而万历连批红都懒得动笔,任由内阁代行。这种差异,犹如两幅水墨画:嘉靖是泼墨留白,万历则是整纸空白。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堪称明代最血腥的宫廷政变。为求长生不老,嘉靖竟用宫女经血制药,致使"有微过,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人"(《明史·后妃传》)。相较之下,万历虽因国本之争与群臣对抗,却未酿成大规模杀戮。正如《国史大纲》所言:"暴君之恶,在于滥杀无辜,而非一时争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严嵩父子在嘉靖朝的倒行逆施,正是帝王昏庸的写照。沈炼、杨继盛等忠良被诬陷致死,嘉靖却始终按兵不动。这种政治生态,恰似《资治通鉴》所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明朝气节,在嘉靖朝遭遇重大考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大军直抵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竟听从严嵩"坐视虏饱自退"之策,导致"庚戌之变"(《明史·鞑靼传》)。反观万历朝,虽有哱拜叛乱、朝鲜壬辰倭乱等事,却始终未失国门。
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箴言,在万历朝得到印证。其虽二十年不见大臣,却能维持张居正改革的红利,使"万历中兴"成为可能。相较之下,嘉靖朝严嵩专权造成的吏治腐败,最终引发戚继光抗倭、俞大猷平海的军事被动。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此语若论帝王,当属万历。其虽深陷国本之争,却能以"晾晒奏折"的消极抵抗代替正面冲突,既保全皇权尊严,又未激化矛盾。这种政治智慧,正是嘉靖帝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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