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坐拥十二万湘军却未北上勤王,实因他权衡利弊,认定镇压太平天国比抵御英法联军更关乎清朝存亡。

话说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清廷腐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国门洞开,屈辱接踵。至1856年,英法两国野心膨胀,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至1860年,联军自北塘登陆,击溃僧格林沁所率清军——这位蒙古贵族虽受咸丰皇帝倚重,屡有小胜,然清军积弊已深,终难挽狂澜。联军旋即占天津,直逼北京,咸丰仓皇携臣嫔逃往热河,唯留恭亲王奕䜣守城议和,同时急诏天下勤王,江南鏖战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亦在召中。
彼时曾国藩麾下十二万湘军,正与太平军殊死周旋,兵力分散,难抽一卒。咸丰手谕严命北上,抗旨则恐遭清算,奉诏则江南危殆。正当踌躇之际,门生李鸿章献策道:“夷狄入京,志在通商利权,非为覆我社稷;恭王既已开谈,月内必成和约。大帅可奏请亲率勤王,行程需月余——待至京师,烽烟早息矣!”曾国藩抚掌称善,依计而行。果如所料,清廷的溃败,不在外敌锋镝,而在内腑溃烂,议和成,勤王虚。
究其根本,曾国藩身为儒将,深谙“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理。英法所求,不过条约特权;太平天国却欲倾覆满清江山。在他心中,“宁予外敌,不予家贼”非是冷血,而是存亡抉择——外患可贿,内乱必亡。此念如古镜映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然大厦将倾,栋梁先折,何暇庇民?湘军未动一兵,非是见死不救,实因救此则失彼。回望咸丰北狩、圆明园烈焰,一个王朝的命数,早已在腐骨中写定。后人叹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清室之衰,非一将之过,乃积重难返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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