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浮山县志》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的五月,大清境内出现罕见酷暑,"路道行人多有暴毙尸野者",京城内外更是"热死者众多"。

这一年的夏天,似乎与往年的规律大相径庭。《东华续录》也留下了这样的描述:"六月丙辰京师威暑"。此时的京师,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炎热,而是令人窒息的酷热。
《青城县志》更是用触目惊心的笔触记录了这场灾难:"大旱千里,屋内用具皆热烫,风炙草木向西南辄多死"。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百姓的悲惨遭遇。
在这场持续的高温灾害中,仅京城内外就有11400余人因酷热而丧生。这一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生灵的涂炭。
面对如此高温,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续天津县志》记载:"五月时炎热异常,将泥土岩石都晒焦了"。
更令人惊骇的是,《高邑县志》的描述:"五月二十八到六月初六,天气炎热难挡,就连阴凉积水重的泥墙都被烤得像火烧一样"。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最普通的锡铅器皿都会在正午时分被晒化。人们不仅难以找到荫蔽之所,连维持生命的水源都变得极其珍贵。
"渴死"成为那个夏天最令人恐惧的词汇。水源的极度匮乏,使得即便在逃亡路上,人们也难以逃脱死亡的魔爪。
"水比油贵",这在当时绝不是夸张之词。据记载,当时的一杯水价甚至被哄抬至10余文钱,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场灾难中,连至高无上的乾隆皇帝也未能幸免。他在冷宫中依然难以忍受酷热,挥笔写下了《热》这首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白居易笔下的"苦热"在乾隆年间得到了最真实的诠释。
这场持续数月的酷暑,不仅是一次自然的灾害,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一次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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