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的史册里,有一则被史家反复摩挲的传奇——“兄肥弟瘦”赵孝争死。这故事既非权谋争斗,亦非疆场厮杀,却以最朴素的兄弟情义,在人性至暗处迸发出璀璨光芒。

“兄肥弟瘦”四字,本是《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记载的惊心场景。汉沛国蕲人赵孝(字长平)出身将门,其父赵普曾为王莽麾下田禾将军。这位清官每次回乡皆“白衣素服”,连邮亭亭长都因他“布衣之相”未能认出田禾将军之子。这般清贫自守的品格,在王莽末年的乱世中愈发显得珍贵。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江淮大饥,盗贼遍野。赵孝之弟赵礼被饿殍组成的匪帮所掳,赵孝自缚请代:“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此语掷地有声,竟让盗贼首领目瞪口呆。更奇的是,当贼人要求补送米粮时,赵孝未得米仍赴约赴死,这般赤诚终使匪徒“相率涕泣释之”,甚至馈赠粟米以助生计。这般“以身饲虎”的勇气,恰如“临患不忘忠,知死不避难”的古训。
同期汝南王琳、琅琊魏谭的兄弟,同样以肉身作盾牌。王琳年方弱冠,见弟季将被赤眉军烹食,竟自缚请先死;魏谭被贼寇按序烹食时,因烧火时“貌相忠厚”得活,却慷慨陈词:“宁死我身,不使群辈食草。”这些故事里,盗匪的良知如同暗夜萤火——当饥饿吞噬人性时,仍有人记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天性。
史载王莽末年“人相食二百余日”,这般惨状比比皆是:长安饿殍填满沟渠,东海妇人剖腹分子肉而食……然而正是在“人肉作粮”的至暗时刻,淳于恭以弟代兄、刘周以兄代弟的抉择,如同“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寒梅,刺破了乱世的阴霾。这些故事绝非稗官野史的虚言,而是《后汉书》明确记载的史实:淳于恭在北海安丘以身代兄,魏谭于山东临沂烧火免死,王琳在河南汝南以死赎弟,皆可考诸正史。
这般“争死”奇迹,恰似“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般执着。史臣记载这些故事时,笔锋总带着悲悯:“饥民啖人本为求生,而义士以死教化,可见人伦之重胜过口腹之欲。”这些匪帮的幡然悔悟,既因“盗亦有道”的人性底线,更因兄弟情谊击穿了生存本能的桎梏。
回望汉末乱局,不得不令人扼腕:当权贵们在长安宫阙争夺天下时,底层百姓却要为一口人肉挣扎。这般“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鸣,正如张养浩所叹:“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而那些在绝境中绽放的人性之花,恰似暗夜星辰,至今仍在提醒后人:“仁义传家远,忠孝继世长”。
如今重读这些泛黄的史册,我们当珍藏两重启示:其一,至暗时刻的人性光辉,往往诞生于最朴素的血脉亲情;其二,唯有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扎根人心,方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这或许就是《孝经》所言:“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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