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北伐既是开疆拓土的壮举,也是耗尽国力的隐患,其功过交织的结局折射出盛世背后的隐痛。

从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登基到公元前141年景帝离世,汉室帝王以近乎苛刻的自律铺就盛世根基。文帝身着粗糙布衣,慎夫人裙长不得曳地;景帝更将长陵旁沃土分给农夫耕作。《汉书·食货志》记载,景帝后期"京师之钱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这恰似杜甫笔下"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气象。文景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使人口增三倍,积蓄的财富让汉武帝得以"临睨中国而皆抚之"。
汉武帝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心,彻底扭转汉初对匈奴的忍让姿态。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卫青、霍去病率10万骑兵直捣赵信城,却付出了"出塞十四万匹战马,返仅三万"的惨重代价。司马迁记载的"六十四石粮仅一石达前线",道出了后勤系统的崩溃——每场战役牵动五十万军民,千百万农夫节衣缩食。八次大规模北伐加上越南、朝鲜的远征,耗尽文景积蓄,更催生"算缗""告缗"苛政,致无数家族破产。
正如《汉书》所言:"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汉武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痛陈"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字字如血。这种反思恰似白居易笔下"伐鼓通严城,车马从如林"的盛况之后,终迎来"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凋敝。
(引用李白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恰可比拟汉武武功,然其结局更应验了《尚书》"民为邦本"的古训。)
北伐的功绩在于解除了匈奴百年威胁,却也埋下西汉由盛转衰的种子。这正如《史记》所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汉武帝的抉择,终究在"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与"百姓愁苦不可追悔"的痛楚间,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矛盾的盛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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