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史·崔亮传》记载:“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赐坐殿上的坐墩之制,参酌宋典,各为差等。”此句如悬于朱明王朝殿堂之上的铜铃,将森严礼制敲击得清脆作响。当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执掌九五之尊,他深知要让新朝臣民牢记“天有十日,人有九等”的古训,最好的办法便是从每日所见的器物上立规。
洪武三年(1370年),礼部尚书崔亮率众臣“参酌宋典”,制定出以坐具区分尊卑的制度:皇太子坐墩以青为底,绣蟠螭云花;宰相及一品大员赤底云纹;二品以下蒲墩素面。正如《长物志》所言:“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
万历朝青花云龙纹鼓式绣墩的存世,恰与《明实录》中“四爪云龙为一品以下规制”之记载相印证。仇英《宫中图》里,皇帝御座旁两墩团云锦绣,恰如《礼记》所言:“礼者,天地之序也。”
即便最简朴的蒲墩,也藏着森严等级。《明会典》载:“凡大朝会锡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皆赐坐墩。”这让人想起陆游《关山月》中“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警世之语——坐具之别,实为权力之锁。
《五同会图》中礼部尚书吴宽所坐雕漆墩,恰如《明史·舆服志》所述“三品以上许设锦墩”。而《传经图》中伏生所坐蒲墩,虽形制简朴,却暗合《周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治国智慧——等级制度渗透于草编蒲结之间。
当弘治年间五位重臣“酒馔为会”时,他们选择坐墩形制仍严守《洪武礼制》。这种刻入骨血的等级意识,恰如王维《终南别业》所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即便闲居,亦不忘礼制如山。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而君临天下,深谙“器以载道”之理。他让满朝文武在方寸坐具间,日日感受“天阶如镜,玉砌如带”(屈原《楚辞》)的威仪。这种将礼制具象化的智慧,正如《国语》所言:“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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