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富,实乃中华历代之罕见。若论其因,盖有三端:承前朝基业、善理财之法、重商轻赋而兴百业。

宋太祖陈桥兵变,实乃历史奇观。彼时中原经五代乱世,然郭威、柴荣二帝励精图治,至赵匡胤即位时,户口已逾二百万。江南后唐、巴蜀后蜀,皆奉金银珠履为贡,较之汉初"天子不能具醇驷"之窘,唐末"朱雀门内血流成渠"之惨,实乃天壤之别。
此间有道家公案可参:吕洞宾尝游汴京,见市井酒肆鳞次栉比,笑谓:"此间富贵,竟胜蓬莱仙岛。"店家问其故,吕祖以箸点铜壶化金,言道:"宋廷不取浮财,民自能点石成金。"虽属传说,却暗合宋廷藏富于民之实。
《周礼》有云:"以九赋敛财贿",宋人于此可谓青出于蓝。
三司六部织就税网,转运使岁输金帛,监当官厘定商税。王安石变法更立市易法,如《梦溪笔谈》所载:"市易司置吏三百,分驻十二行省,商贾资十取一,国用日充。"较之明末魏忠贤辈纵容豪强隐漏田亩,真若云泥之别。
张三丰尝论治世之道:"理财经脉须如调理丹田,气脉通畅则百病不生。"宋廷之严管财税,恰似道家守中,既防豪强侵吞,亦忌竭泽而渔。元丰年间,汴京酒课岁入五十余万贯,然民谣犹唱"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足见藏富于民之效。
宋真宗时引进占城稻,农产倍增。《农书》载:"稻穗盈尺,亩收三石。"然田赋不增反减,真宗诏曰:"垦田增而税额减,此朕之愿也。"此等胸襟,较之明清"三饷加派",真如霄壤。
最奇者莫过"不抑兼并"之策。士绅置产不限,然《宋会要辑稿》载:"商税每岁递增一成,至神宗朝已逾七百万贯。"盖因朝廷转舵商贾,铸"交子"开世界纸币之先,设市舶司领海外贸易。朱彧《萍洲可谈》记广州港:"蕃船击楫而下,数日间即抵泉州,市舶之利,殆十倍于田赋。"
观此盛世,不禁想起苏轼《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之句。宋人之富,不在搜刮之巧,而在开源之智。其以商养国之策,恰似道家"道法自然",顺势而为,终成"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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