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曰:僧侣之束缚,实为政教之争;朝廷之打压,皆因社稷之虑。

"山寺晨钟鸣,朝霞映袈裟",这看似祥和的诗句背后,暗藏着千年政教博弈的玄机。自东汉永平求法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王朝兴衰紧密交织。正如《资治通鉴》所载:"梁武舍身奉佛,而国运渐衰;唐宗崇道抑佛,而盛世乃现",乱世中佛教往往成为民众精神寄托,却也埋下社稷隐患。
昔有吕洞宾点化书生故事,恰可喻此理。传说吕祖见一书生困于功名,笑指其云:"君欲求功名,何不观此浮云聚散?"书生顿悟,弃考入山修道。此般出世之思,恰似乱世中佛寺的吸引力,然终究需经"度牒"考验方得入山门。
《旧唐书·职官志》载:"天下寺观度僧尼,皆有定额,兵部考功司掌之。"玄奘法师西行前,须先取得"空名度牒",再经礼部试经方得正式剃度。此制度之严,堪比科举取士。
观张三丰《大道论》有云:"道法自然,不在形骸",反观朝廷对僧众约束,实为"形骸"之控。度牒发放需经三考:一考经典,二考心性,三考体格。更设"试经度僧"之制,需通《法华》《维摩》等经方准入籍,此般门槛,较之进士科亦不遑多让。
至唐武宗会昌年间,敕令"毁寺逐僧,收田入官",长安城中"僧侣散如雁,经卷焚似灰"。此举非独武宗所为,实乃历代王朝"三武一宗"法难之缩影。正如白居易《新制布裘》诗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帝王之于佛教,亦欲"盖裹"而统之。
梁武帝舍身奉佛之典,恰似一柄双刃剑。据《梁书》载,其四次舍身同泰寺,累计施舍"铜钱二亿万",致使"国库空虚,民多逃役"。此般盛况,暗合《道德经》"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之理。
观《全唐诗》中王维《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之句,可见佛寺之盛。然《唐会要》载:"元和年间,京师僧寺田产逾三十万顷",此般经济实力,已成割据之势。及至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更直言:"佛在心中,不在木雕",遂行"毁佛铸钱"之举。
考诸史实,佛教之兴衰实为经济基础之晴雨表。杜牧《阿房宫赋》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同理,佛教遭劫亦多自取。当寺院经济膨胀至"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时,朝廷岂能坐视?
观历代度牒之制,实为帝王"以法摄众"之术。宋代度牒竟成硬通货,《宋史·食货志》载:"一张度牒值铜钱百贯",乃至出现"僧侣经商,寺院放贷"之怪象。此般异化,恰应了《南华经》"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警示。
稽考《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虽出身僧侣,却严令"寺院不得置田产"。这位开国之君深谙政教之道,其《御制纪非录》明示:"佛门清规,当与国法并行"。这般智慧,暗合《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之理。
终封建之世,佛教始终在"沙门不敬王者"的气节与"寺院依附政权"的现实间挣扎。正如八仙传说中铁拐李"形骸虽损,道心犹存"的隐喻,佛教本土化历程,实为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主体性的双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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