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进士为什么敢骂皇帝呢,原因出在这和皇帝身上

宋朝进士敢骂皇帝，根源在一条“祖训”与皇帝的默契

【痛点回答】宋朝进士敢骂皇帝，根源在于宋初“誓约”与皇权的微妙平衡，皇帝以宽恕彰显圣德，士大夫则以直言践行忠节。

一条铁律：宋太祖的“誓约”如何约束皇权？

在封建时代，直呼皇帝名讳尚需谨慎，更遑论当面斥责。宋朝却独树一帜——包拯、苏轼等大员能公事公办，甚至敢骂君王，皆因赵匡胤立下的“誓约”。公元963年，宋太祖赵匡胤在“誓约”中立下三条铁律：1. 柴氏子孙不得擅杀（指后周皇族）2.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3. 违者天人共诛之这三条用朱砂写在祖庙石碑上的誓约，被历代皇帝奉为圭臬。正如《宋史·太祖本纪》所载：“凡子孙犯此三事者，天必殛之。”帝王若违誓，便如《资治通鉴》所言“其罪昭昭，天人共愤”。

“祖宗家法不可废。”——宋仁宗对苏辙案的批示

进士的底气：从苏辙到俞轱，直言背后的制度支撑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苏辙殿试策论直指宋仁宗“后宫嫔妃过滥，朝政荒疏”，言辞之锐利堪比杜甫《洗兵马》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讽喻。仁宗非但未怒，反而赞道：“这才是科举该有的气象！”当即擢升其为秘书省校书郎。这般胸襟，恰如欧阳修所言：“圣人之治，贵在容言。”

南宋光宗年间，太学生俞轱更甚，竟斥责皇帝“慵懒无为，不及仁宗万一”。群臣援引祖宗誓约力保，光宗最终罢免追责。《宋季三朝政要》载：“帝虽衔之，终以祖制为重，释其罪。”这般“骂君不杀”的案例，在其他朝代几成神话——汉代晁错“削藩”被腰斩，明代海瑞上疏险丧命，唯独宋朝形成“敢言—容言”的良性循环。

【警示红线】

但誓约并非纵容狂悖。元祐年间有人伪造先帝御笔诽谤，仍被斩首。正如《宋会要辑稿》所记：“直谏者受护，诬妄者必诛。”这道界限如太祖誓碑般清晰，既护士大夫之风骨，又维系皇权尊严。

“君臣如鱼水，岂在多言？”——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

历史启示：制度与文化的双重馈赠

宋朝进士敢骂皇帝，实为制度设计与文化土壤共同孕育的奇观。太祖以“誓约”划定红线，帝王以“容言”积累威望，士大夫则以“风闻言事”为己任。正如南怀瑾所评：“宋人将儒家‘君臣共治’理想，化作可操作的制度，虽非完美，却为中国政治文明写下重要注脚。”

这般景象，恰似苏轼《赤壁赋》中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历史长河中，宋朝虽非最强盛王朝，却因这种独特的君臣关系，成为士大夫精神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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