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说透: 这出"幼主登基"的戏码,实乃大清权力天平上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的产物,鹬蚌相争之下,六岁的福临成了那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话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深夜,清宁宫的南炕上,大清皇帝皇太极毫无征兆地撒手人寰。从症状看,结合后世医学眼光和当年朝鲜御医的诊断,这位曾叱咤疆场的汉子,极可能死于中风。想那皇太极,早年何等精壮,奈何中年之后身形日渐臃肿,连战马都驮不动他长途跋涉。正所谓“病来如山倒”,肥胖埋下的隐患,终在那一刻爆发,这驾崩看似突然,实则早有端倪。
帝王猝逝,身后事未及安排,继位人选顿成悬案。按老规矩,这可不是皇帝自家的事。想当年,太祖努尔哈赤定下“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旧制,大汗之位,儿子、弟弟甚至侄子都有份,得由这帮手握重兵的贝勒爷们“择优”推举。这套带着浓重部落联盟遗风的贵族共和制,皇太极在位时早就看着不顺眼了。
这位爷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一边领着后金向封建帝制快跑,一边就着手收拾那些碍手碍脚的贝勒。先是收拾了三大贝勒:阿敏的镶蓝旗转手给了济尔哈朗,莽古尔泰的正蓝旗直接收归己有,连大贝勒代善的名号也给削了。一番操作猛如虎,皇太极终在1636年称帝,改国号“大清”,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既然龙椅都坐上了,这家天下的心思自然就活络了。皇太极虽未明诏,但心里那本账清楚得很:皇位得传给儿子!最露骨的一次,是爱妃宸妃海兰珠生下皇八子时,他竟大赦天下,这摆明了是要立储。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娃娃未满周岁便夭折了。但无论如何,“父死子继”而非“贵族推选”,才是皇太极心底真正的蓝图。
然而蓝图归蓝图,现实很骨感。皇太极推进帝制虽猛,却偏偏没在“立储”这节骨眼上落下一锤定音的棋子,也没留下片言只语的遗诏。这下可好,努尔哈赤那套老规矩又活了!皇位继承人,还得靠那帮贵族老爷们推选,不仅皇子们有份,皇弟们也跃跃欲试。这就给了多尔衮——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绝佳的机会。
多尔衮绝非等闲,在皇太极麾下那是战功赫赫,早早封了睿亲王,更手握正白旗。他的胞弟多铎是镶白旗旗主,胞兄阿济格是英亲王,哥仨抱团取暖,人称“白旗三王”,势力盘根错节。推举三王中威望最高的多尔衮上位,成了他们最炽热的野望。
另一边,直属皇太极的两黄旗大臣们,如索尼、鳌拜等,身家性命都系于皇家,自然力主皇子继位。当时皇太极有八个儿子在世,长子豪格已三十有四,战功卓著,封肃亲王,是响当当的“长君”。古语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豪格怎么看都是最佳人选。连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念着皇太极的提拔之恩,也站到了豪格这边。
时间来到八月十四日,崇政殿内,决定大清命运的会议开场。两黄旗为保万全,已派重兵围殿;白旗三王虽未带兵,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会怯场?双方为“豪格还是多尔衮”争得面红耳赤,僵持不下。明眼人都瞧出来了,再这么吵下去,大清非得分裂内战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郑亲王济尔哈朗抛出了第三条路:拥立皇太极第九子、不满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多尔衮共同辅政。
(注:关于此提议来源,虽有说法指向多尔衮,但考虑到福临亲政后对济尔哈朗的尊崇,本文采信济尔哈朗提议之说。)
此计一出,堪称神来之笔:立了皇子,两黄旗有了台阶下;选个幼主,多尔衮得以摄政掌权,白旗三王遂了心愿;拉上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又给多尔衮套了层枷锁,让两黄旗稍稍安心。幼主登基,竟成了打破僵局的妙招。
但问题又来了:皇太极膝下并非只有福临一个幼子,尚有六岁的高塞、十岁的韬塞等,为何独独挑中了这不满六岁的娃娃?
奥秘就在血统二字。皇太极一生功业,一大关键便是收服了漠南蒙古,此后“满蒙一家”成了基本国策。他的五大福晋,清一色是蒙古贵女。福临的生母庄妃(即后来的孝庄太后),正是五大福晋之一。福临,是皇太极在世皇子中唯一流淌着蒙古黄金血脉的。立他为帝,无疑是对漠南蒙古最有力的安抚,也是对皇太极既定国策最坚定的延续。再者,庄妃身为五大福晋之一,福临按汉家礼法,也算得是“嫡子”身份,分量自然不同。
回首这段往事,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多尔衮彼时忠心辅政,谁能料到他日后权倾朝野?而福临这六岁孩童坐上龙椅,看似偶然,实则是各方势力在权力棋盘上精妙落子的必然。这盘棋,下得惊心动魄,也下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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