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怎么得罪崇祯了为什么崇祯说“文臣”个个可以杀

文臣怎么得罪崇祯了为什么崇祯说“文臣”个个可以杀

文臣怎么得罪崇祯了?为什么崇祯说“文臣”个个可以杀?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说到明朝的崇祯小编一直觉得的这个人非常有争议，其实有争议是好事，说明这个人是真的比较的厉害，而且有想法，其实崇祯的一生如果要说的话，几年也说不完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个简单的事情，话说崇祯说过一句话叫文臣都可以杀?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文臣没有用吗?还是说文臣得罪了崇祯了?下面就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吧!

我认为，潜台词无非就是崇祯用十七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他一直不以为然的天启帝的临别感言：“不可重用东林党!”

天启帝很早就知道了东林党没一个好东西，可是崇祯的老师是东林党大佬，他早就被东林党洗脑了，在他的脑子里，东林党都是正直忠臣，只要重用东林党，国家就会繁荣昌盛，所以他一直认为哥哥朱由校该死。

不要说什么朱由检狠心，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崇祯帝朱由检性格偏执狭隘，冲动易怒，可以说很多激进年轻人的毛病他都有，这样的性格本身就很好控制，但是也容易失控。用我上学时候的话说，就是这小子一戳就上，打架就要多找这样敢打敢拼的傻子。对喽，朱由检就是被这些东林党人当成傻子了。朱由检杀了魏忠贤，清除了朝内”阉党“，朝廷上一下子就成了东林党的天下，东林党为之欢呼啊!以后就可以随便摆弄朝局和皇帝了!

容易控制的性格，同样容易失控

东林党高兴早了，上面说朱由检的性格好控制，但也容易失控。但是东林党人都是一帮善于党争的伪君子，没几个能干实事的，人心的把握就更差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当你把别人当傻子的时候，你才是最傻的“，东林党办正事不成，想管皇上，但是没啥由头啊，朱由检勤政的不要命啊，办不成正事，皇上可不是责骂几句，那是要杀人的。结果又引出了朱由检当皇帝后的另一面：刻薄寡恩，暴躁凶残。所以，皇上开始杀人了，最喜欢的杀人手法就是”凌迟“，那是凌了一个又一个，把和东林党的那点感情是都凌没了。所以东林党后来就又开始找代理人了，什么李自成啊，多尔衮啊，呵呵。

在这里说一些朝廷隐秘

据说，天启帝是被毒死的，人不知鬼不觉的慢性毒药，而幕后策划这一切的正是东林党，而东林党一手培养的朱由检也是参与其中的，因为他太容易接近内廷了。东林党给的理由就是，天启帝是昏君，他任用阉宦，结党营私，与民争利，坑害百姓，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人人得而诛之，死有余辜，实乃天命!而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皇帝没钱，朝廷收不上税，就让魏忠贤去收商税，动了他们的蛋糕。你看他们这瞎话说的那是一套套的，毫不脸红啊!都不看看这个国家被这帮儒生破坏成什么样了。

那么东林党怎么如此嚣张?又如此大胆敢弑君呢?

其实，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东林党是由东林学社而来，但是从成立那天起，东林党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他们的背后是天下最繁华之地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这些资产阶级本身又是当地的大地主、大官宦，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官宦、乡绅、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利益组合体，他们代表了大盐商、漕运团体、银号、纺织作坊、纺织材料、销售市场、海洋贸易等等这一大堆的商业利益团体，同时也和辽东军事贵族来往密切，所以，和这些书呆子伪君子接触最多的有晋商、淮商、纺织作坊主、大乡绅、大海盗(倭寇、郑氏集团)各地军事贵族，可以说即便东林党没了，但这个利益团体还会一直存在。

他们把江浙一带变成了天下最富庶的国中之国，朝廷对此地可以说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厉害的很呢。现在知道倭寇之乱是怎么回事了吧?大倭寇汪直就是这个利益团体的，他即是大海商、大乡绅，同时也是大海盗，而且还代表了资产阶级萌芽(说明朝资产阶级萌芽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复兴中国的人可以休矣，因为东林党和复社的绝大多数人最后都投靠了满清，而且还是主动投靠)。再向前推，正德皇帝也是要收商税，结果就让这些人派杀手给杀了，还说什么皇帝自己淹死的，可笑，这么多疑点鬼都不信。

总结一下

东林党并不是特指某些人，而是一个大的利益团体，他们在明英宗后期就已经逐渐成了气候，到了万历年间，干脆就结社为东林党，不过是给自己穿了个马甲，殊不知这个马甲臭气熏天，遗臭万年。他们以为朱由检当了皇帝，他们就迎来了春天，在朱由检的屠刀下，这些只会党争的伪君子们不得不找新的代理人。他们找到李自成，找到满清，做了两手准备，幸好如此，不然就让李自成一锅端了。明明是一群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但是别忘了，明史就是这帮汉奸写的。可惜，崇祯帝明白的太晚了，他被这些人当成了向李自成效忠的投名状，跑都跑不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后，他只能选择煤山上的那颗歪脖子树。

崇祯皇帝说文官皆可杀，那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崇祯皇帝说文官皆可杀，那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016-03-02 汉青的马甲
　　科普文之明朝权利中心
从内阁谈到明朝的衰落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有一件大家都盼望的奋斗目标，就是“入阁”，也就是成为内阁大学士。自从明朝内阁制度成熟后，这事就成了莫大的荣耀。
但要做到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内阁大学士的选任，从永乐年间到中后期，也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甚至不夸张说，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严格的官员选拔制度。
最早的内阁，其人员都来自皇帝直接任命，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是如此，但那时候的内阁，只是皇帝办公的秘书处，话语权极小，独立性也极差，但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威权直线上升，当年那些给皇帝打杂的小秘书，早已摇身一变成百官首领，身份地位变了，内阁的话语权也要变，更新换代，也得由自己说了算了。
于是从明朝正统年间起，开始实行用内阁阁臣推荐大学士人选的方式，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明朝内阁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内阁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机构，相反成了权位至关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门。
第一个经过阁臣推荐方式进入内阁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曹鼎，而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并非是位高权重的阁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对头——宦官阶层。彼时位高权重的大公公王振，为了能在内阁里安插亲信，便假借内阁推荐的名义，把曹鼎等人安插进来。标志内阁权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内阁的死对头来完成。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幽默。
老阁臣推荐新阁臣的选拔方式，从正统年间以来，一直沿用到明末。这种方式不仅是内阁自身的新陈代谢往事，也是明朝官场重臣们扶持亲信，拉帮结派的方式。能进内阁的重臣，基本属于文官里的大佬级别，哪位大佬推荐的人能如愿入阁，那么他在内阁中的声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
所以内阁推举大学士人选，这个简单的流程，也就经常成为阁老之间权力博弈的战场，但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在内阁呼风唤雨的权臣们来说，这战场就没啥挑战力了，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比如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名臣张居正，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如吕调阳，申时行等后来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荐下轻轻松松入了阁。
也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入阁，因此变得轻轻松松，所以引来的非议也同样多。随着内阁威权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门中，它更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但许多人做梦都想进，许多双眼睛更死死的盯着，被阁臣推荐入阁的大学士，哪个都带一堆流言蜚语，官场升多大的官，背后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
日久天长，这种阁臣推荐入阁的方式，也被人嚼够了舌根子。甚至被当做权臣结党营私的标志，也自然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于是为求公平公正，在阁臣推荐模式诞生后几十年，一种新的选拔模式也应运而生——廷推。
所谓廷推，就是内阁的新阁臣，要由六部中负责官员任命升迁推荐的吏部牵头，会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举。也就是说，要通过廷推成为大学士，巴结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至少要有个好人缘。
工作成绩不但要好，还要名声在外，各单位都要混个脸熟。这套推荐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经集体推荐，再经组织鉴定，最后通过讨论，确定出新大学士的人选来，能从这套推荐方式里杀出来的，基本都是各方面过硬的牛人。
除了有能耐外，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按照《明实录》的说法，每次的廷推，都会引来当场争吵声一片，碰上脾气不好的，卷袖子动手的都有。但是仅仅能从这套推荐过程里突围出来，却未必一定能入了阁，因为廷推的最后一关，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体推荐的方式，确定五个候选人呈报皇帝，再由皇帝从这五个人中择优选取两个，倘若能幸运选中，入阁梦想才算实现。
一般说来，能从这套廷推过程里突围出来的，通常都是明朝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记录的第一次廷推，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经过一套严格的组织考察与推荐讨论，确定了五个内阁大学士候选人，弘治皇帝从中选择了两个，这两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时内阁三位重臣中的两个牛人：李东阳和谢迁。
而随着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阁臣的模式，也有了一个专用名字：特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简和廷推并行使用，成为明朝内阁大学士选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内阁大学士举荐人选的作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基本废止。
诸上几种方式的实行，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根子上的目的却是一样的：为大明朝选拔靠谱的能臣。可随着明朝的国事日坏，这两样看着靠谱的制度，也越发变得不靠谱，无论是皇帝自己选，还是群众讨论选，选出来的却一个不如一个。
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末代皇帝崇祯处于无人可用的窘境。当时崇祯灭掉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灭完了才发现，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团，内部却掐的厉害。具体表现在不管谁当大学士，都是骂声一片，谁干活，总有另一帮人来拆台，搞来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没干成。
万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已竟然干出雷人之举——开发出了新选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说白了就是抓阄。皇帝也不指定，大臣们也别吵，谁当大学士，全靠抓阄抓出来。也就是说谁升官，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没想到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祯当政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转眼间就老母鸡变鸭，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如果过快，那肯定要出问题。
明帝国的健康，就在这样快速的新陈代谢中走向了衰败，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而以自尽来了解自己执政生涯的崇祯帝，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对这个问题愤懑不解，他的遗言里有两段是说文官的，一句叫“诸臣误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杀。”
这两句遗嘱，其实都是气话——诸臣并不是有意要耽误皇上，杀掉所有的文官，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是，这个王朝晚期，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更失去了对官僚体制的合理监督控制能力，最终的无序和堕落，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转载于360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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