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军败于王世充,表面是战术失误,实则是李密骄纵轻敌、内部分裂的必然结果。这支曾让隋王朝颤抖的起义军,最终倒在了自己最熟悉的对手面前,恰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瓦岗军鼎盛时期(大业十二年至十三年)确实堪称隋末起义军的翘楚。据《资治通鉴》卷183记载,其麾下不仅有秦琼、程咬金等"万人敌",更控制着中原战略要地。在与王世充的前七次交锋中,瓦岗军保持全胜纪录——但胜利背后,李密诛杀翟让的恶果已悄然发酵。正如《史记·项羽本纪》揭示的规律:"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内部猜忌远比外部强敌更致命。
当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弑,洛阳的皇泰主杨侗为对抗宇文化及,不得不封李密为太尉、魏国公。这个看似荣耀的册封,实则是把瓦岗军推向深渊的第一步。《旧唐书·李密传》记载,李密此时已"矜功自伐",对元文都等议和派大臣的警告置若罔闻。
在童山之战中,李密与宇文化及展开惨烈对决。虽然最终取胜,但瓦岗军"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资治通鉴》卷185)。这场本可避免的消耗战,让人想起苏轼在《教战守策》中的警句:"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此时王世充在洛阳发动政变,诛杀元文都等人,同年七月趁瓦岗军疲惫之际来攻。李密召开军事会议时,主战派单雄信的意见压倒了裴仁基的防守建议——这个决策暴露出起义军的根本弱点:缺乏像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的战略定力。
决战当日,王世充派长相酷似李密的士卒诈降,又趁夜突袭不设防的瓦岗军营寨。《旧唐书·王世充传》记载此战"密众大溃,其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当李密退守洛口仓时,守将邴元真的叛变彻底断绝了翻盘可能,印证了《荀子·议兵》的论断:"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从项羽垓下之围到李密邙山之败,轻敌者终将付出代价。瓦岗军的兴衰告诉我们,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抵不过人心离散,再辉煌的战绩也经不起战略失误的消磨。这或许正是杜牧"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阿房宫赋》)的另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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