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老儿也得搞创收?当国库揭不开锅时,紫禁城里的天子们竟把算盘打到了读书人的头上!

太祖朱元璋虽出身布衣,却深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之理。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天下未定之际,他就在应天府集庆路创办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国子学。待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史·选举志》载其更名为国子监,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更形成了南北两监并立的盛况。
这培养栋梁之地,本该是"玉在山而草木润"的清净学府。奈何王朝财政日渐吃紧,国库空虚犹如无底洞。恰似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讽喻,朝廷竟把招生指标当作了救命稻草——不论才学门第,只消纳粮献马,便能换得入学凭证。这般荒唐事,倒成了大明财政史的独特注脚。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的明代宗朱祁钰面对边境烽火连天,军费开支浩如烟海。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元年(1450年),户部奏称太仓存粮仅够三月之需。情急之下,大臣献计:凡纳粟八百石者,可入国子监读书。此例一开,便如洪水决堤——
从复辟的明英宗朱祁镇到亡国之君崇祯,每逢国库见底、灾荒横行,这套"纳粟入学"的把戏就反复搬演。崇祯年间更将此法制度化,国子监丞陈龙正因提议卖名额得皇帝嘉奖,恰似李贺诗云"少年安得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的荒唐世相。清承明制后,此法竟变本加厉,终成"读书人头上插草标"的奇观。
这般寅吃卯粮的勾当,虽解燃眉之急,却如饮鸩止渴。当科举正途被金银凿开缺口,"例监"出身的官员充斥朝堂,恰似蛀虫啃噬栋梁。待到李贺笔下"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日,纵有万斛粟米,又岂能填满将倾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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