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提倡百姓“越级上访”，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少

朱元璋虽提倡越级上访，却未能如愿，这背后另有隐情。

上访制度的历史演变

上访这一制度，自尧舜时期便已萌芽。当时，交通要道上竖立的木头便是百姓表达意见的平台，类似于今天的意见箱。百姓可在此书写心中所想，或对当政者提出批评。

到了西周，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增添了“路鼓”与“肺石”。据《周礼》记载，“肺石听辞”与“路鼓之制”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百姓若有冤情，可击鼓鸣冤，或至肺石下申诉，申诉内容可直达天听。

发展至汉代，登闻鼓制度正式形成。宫门口的公车署悬挂“登闻鼓”，无论何人，只要击鼓鸣冤，皇帝都会知晓。这种绕过地方官府直接向皇帝申诉的做法，便是“越级上访”的雏形。

朱元璋的“越级上访”政策

朱元璋作为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深知民间疾苦。他担心地方官员为私利所驱动，祸害百姓，于是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鼓励百姓越级上访；二是准许“越级绑缚”。

《大诰》中记载了淳化镇巡检何添观等人因刁难上访农民而被处以刖刑的案例，朱元璋以此警示各地官员。百姓若持有《大诰》，即可畅通无阻地进行上访。

更令人咋舌的是，朱元璋允许百姓在上访时将贪官污吏直接绑缚押解至京城。他还严令，如有官员拦截上访者，将被处以灭族之刑。如此严厉的措施，确实让吏治清明了许多。

政策背后的悖论

然而，朱元璋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他期望通过这一制度彻底消除贪腐，却忽视了人性的复杂。一些百姓假借上访之名，行公报私仇之实，将官员绑起来勒索钱财；更有甚者，官员为自保，对百姓采取更加严苛的防范措施，导致“越级上访”反而没人敢做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资治通鉴》中所言：“法者，所以禁民为非也；禁者，所以止法之不行也。”再好的制度，若执行不当，都会适得其反。

正如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写：“宫女出深宫，贵人入道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朱元璋的制度设计虽好，却未能考虑到人性的弱点，最终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设计都需兼顾人性与实际。正如朱元璋所面临的困境，再好的制度若不能被正确执行，都会失去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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