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考场都是冷冷清清,为什么读书人对科举的热情如此低迷呢

考场冷清背后的真相：唐朝科举低迷的深层密码

直接答案：政治动荡与制度缺陷扼杀了科举活力，五代时期科场如同寒冬枯枝，折射出乱世文人的集体迷茫。

在长安城巍峨的明远门外，曾有千名士子踏着晨露奔赴贡院，如今却只见零星几人徘徊在考场朱门前——这便是五代科场的真实写照。唐朝鼎盛时期，进士科参考人数常达千人，考生如李白、杜甫等文坛巨擘，皆在此间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壮志豪言。可到了后梁开平年间，偌大的考场竟仅余二十余人，连《资治通鉴》都哀叹：“士无赴试者，朝堂乏人矣！”

乱世寒士：动荡年代里的读书人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陆游这句诗恰可喻五代文人处境。黄巢起义的烽火焚毁了太学生们的书斋，藩镇割据的铁骑踏碎了寒门子弟的科举梦。当朱温在汴梁建都时，长安城破败的国子监里，连《论语》残卷都成了柴薪。在这样“烽火连三月”的时代，读书人既要应对“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生存焦虑，又面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仕途风险，自然难有心思埋首经籍。

（警醒）更残酷的是，那些侥幸考中者常遭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灭。后唐长兴年间某进士，刚授官职便逢邺都兵变，官印未捂热就被裹挟入军伍。这般“功名如浮云”的现实，怎能不令后来者却步？

据《五代会要》载，后晋天福年间平均每年仅录进士14人，较盛唐锐减九成。这并非选拔严格所致，反而是“十试九不中”的尴尬——某考生竟连考17次未中，最终以70高龄抱卷而终，令人唏嘘。

制度困局：权宜之策下的恶性循环

统治者并非无动于衷。后周世宗曾效仿唐制“赐进士宴”，在汴河画舫张灯结彩，却只见三五新科举人对月独酌。史载显德年间试行“放宽录取”，将进士及第人数增至50人，此举虽让贡院暂时热闹，却招来范质等重臣反对：“如此滥竽充数，恐成国家蠹虫！”

（哲思）这恰如《汉书·食货志》所言：“欲速则不达。”当后汉高祖刘知远为凑足官员数量，允许“纳粟补官”时，科举便沦为权贵交易的筹码。某盐商之子竟以万石海盐换得九品官职，这般景象怎能不令寒门学子寒心？

（经典）恰如白居易《涧底松》所咏：“天子好蛾眉，何必素娥眉。”科举本应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通途，却在乱世中沦为“朝纳万金粟，暮成纨绔儿”的工具。

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北宋初年恢复严格考试制度，科场才重现“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的盛景。这个对比恰似苏轼《赤壁赋》所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科举制度的兴衰，终究是映射着王朝气运的明镜。

（结语）五代科场的萧条，恰似一面照妖镜，既映照出乱世文人的生存困境，也警示后人：当国家无法为寒士提供“致君尧舜上”的希望时，再精妙的选官制度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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