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载,宵衣旰食却难挽狂澜,何也?勤政之君未必是明君,如医者不知病根而猛药频施,终致元气溃散。

天启七年(1627年),木匠皇帝朱由校驾崩无嗣,捡漏登基的朱由检第一把火就烧向九千岁魏忠贤。这位曾被阉党拿捏的藩王,龙袍加身便“雷霆手段除权宦,快意恩仇显天威”。可正如《韩非子》所言:“恃君而不治,虽尧不能正一国”,除阉易,治国难。
崇祯的龙椅坐了十七年,朝堂却如走马灯:50位阁臣轮转,19任首辅更迭,连兵部尚书王洽都因周延儒一句“世宗斩丁汝夔而敌退”便丢了脑袋。更荒唐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这位曾炮轰努尔哈赤的辽东方略,竟毁于一句谗言!恰似杜牧《阿房宫赋》所叹:“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帝王用人之道,贵在知人善任。可崇祯偏学那疑邻盗斧的愚人,用谁疑谁,疑谁杀谁。这般折腾,纵使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尽归其麾下,怕也要落得个“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的结局。
剪除魏忠贤本无错,错在自毁制衡之道。昔日阉党与文官集团如阴阳相济,宦官压文官则用言官制衡,文官跋扈则遣阉党敲打。待东林党独大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竟成现实——江南士绅隐匿田产偷税漏税,北方流民却饿殍遍野。
南怀瑾先生曾言帝王术精髓在“势均则衡,衡则久安”。崇祯偏听东林党锦绣文章,以为辞藻华丽便是治国良策,殊不知这些清谈客连《资治通鉴》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教训都抛之脑后。
崇祯年间恰逢小冰河期巅峰,《明史·五行志》载“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者不绝于书。陕北连年大旱,树皮草根食尽之时,官府催科不止,崇祯十七年(1644年)赋税反增三成!这恰似给沸腾的民怨再添干柴,李自成振臂一呼“吃他娘穿他娘”,百万饥民顿成燎原之火。
昔年商鞅有云:“治国者,必先富民”。崇祯空有励精图治之志,却无审时度势之智。待到煤山槐树下,三尺白绫悬颈时,方知李商隐《咏史》早道破天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大明之亡,非亡于奢,而亡于刚愎多疑、失衡失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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