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其先祖被周室分封于商于之地,授子爵。然而到了西周昭王时期,楚国崛起,从汉水流域逐步扩土到长江流域南岸,周王数次南征,却最终沉溺汉水。再往后,楚国君主僭越称王,将自己孤立在诸夏体系之外,却有保持一定的联系。

到了春秋时代前期,楚国实力继续壮大,逐步成为威胁中原列国的南方大国,辽阔的疆域已经占据天下近半,但彼时的荆楚大地荆棘遍地,富庶程度远不如中原诸国,尤其是先后会盟诸侯、称霸天下的齐国、晋国。
尊王攘夷,是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标榜的自身的旗帜,“尊王”的本质即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攘夷”则是对诸侯盟国提供军事政治等全方位的保护,比如北方的燕国所面临的山戎威胁,但大多数中原诸侯国所面临的“夷”却是南方的楚人。
姜齐自建国之初,便对封地之中的东夷族群,尤其是莱夷进行同化和融合,并由此塑造了齐人特有的浪漫文化色彩。但“夷”也因此成为一种贬称,齐国称霸期间,收到齐国影响的中原诸国均以蛮夷对待楚国,将攘夷视为政治正确性。齐、晋的称霸促使强横数百年之久的楚国始终被阻隔北进的道路,直到一代“神鸟”楚庄王亲政之后,才出现改变。
楚庄王即位之初,三年不问朝政。面对复杂的楚廷局势,庄王选择了以静制动,以感辨奸的方式,逐渐理清了楚国内部的政局和各类人物情况,并选贤举能,促使楚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在楚庄王的励精图治之下,楚国北上中原,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并先后在北林之役、邲之战中击败晋国。尤其是在邲之战中,晋军主力大损,造成晋国元气大伤,楚国军威大震,对中原诸国形成威慑。此后楚国凭借强势国力持续剪除晋国盟友,本属晋国盟国的诸侯国或叛变、或消亡。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实现了楚国几代君王称霸中原的夙愿。
在楚庄王北进称霸的过程中,联齐制晋的邦交政策极有远见。齐国自齐桓公称霸之后,始终以泱泱大国自居,并甘心居晋之末,当楚国向齐国抛出联手制约晋国的意向之后,目光狭隘的齐国君臣急切想脱离晋国的控制,并在邲之战后进军攻伐晋国亲密盟国莒国,并策反晋国重要盟友鲁国。在齐国的频繁动作之下,晋国始终无法集中全力对付楚国,基本忙于在北方为了维护原有的盟友体系,同齐国周旋不休。
然而在北上称霸的过程中,楚国曾因使者挑衅而被宋国斩杀,楚军围困宋都长达九个月之久,却遭到了宋人举国抵抗,最终楚军战败罢兵言和。这场春秋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城战中,楚庄王看到了中原诸侯国中,坚定的抵抗意志。宋国并非晋齐这样具备丰厚底蕴的大国,但依旧让楚国耗损颇多,这也是楚庄王问鼎中原但依旧未能在中原占据绝对稳固霸主地位的原因。
中原强势文化所带来的心理优越感,让中原诸侯,尤其是淮泗一带诸侯国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楚,但却并不情愿。楚国内部同样存在隐患,名义上是一个国家的楚国,存在林立的诸多领主封地,这在其他诸侯国中同样存在,但两者之间却有本质区别。中原列国内部的封地虽多,但国君的权力足以约束封臣贵族。而在楚国,楚王则是大小封国名义上的共主,但封国贵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楚国是一个披着诸夏外衣的百濮部落联盟,无怪被管仲斥为蛮夷。
春秋后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在与国君联手变法压制封臣贵族之后,中原列国完成了各国内部的整合,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再无内部掣肘因素。楚国虽为爆发类似晋国一般的分裂,但却始终存在楚廷派系林立,相互攻讦的毒化政治生态。楚庄王病逝后,尸骨未寒之时,贵族内部的新仇旧恨就已经迅速爆发。不同于战国时期变法派与守旧贵族之争,楚国的派系冲突本质上就是内部封国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楚国内部分分化给了晋国喘口气的机会,晋景公任命在派系倾轧中失败的楚人屈巫前往吴国,教吴人以军阵之术与抗楚之策,吴国始强。此后协助吴国强大的伍子胥等人亦大多原先为楚国臣子。晋国通过和吴国的结盟,在楚地后方扶持了一股掣肘力量,
楚国的衰败同时导致晋国腾出手来对盟楚的齐国进行清算,并将其重新纳入晋国联盟体系内。此后楚共王虽再度出兵北上至鲁国,并号召诸侯会盟,但此刻的会盟十三国早已不复楚庄王时期的心悦诚服,楚国霸业已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在楚庄王死后的几十年里,楚国迅速衰落,而晋国却再度崛起并反超楚国。晋国重整中原诸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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