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644年崇祯帝自缢煤山,汉家衣冠几近断绝之际,唯有一位布衣学者朱之瑜,竟能在东瀛之地堂堂正正保留大明衣冠——这背后,是一段比《桃花扇》更曲折的遗民血泪史。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生的朱之瑜,正如其晚年自号"舜水"般,一生都在历史洪流中溯游。这位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大儒,在甲申之变后五渡东海,三次试图登陆日本,其经历比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更为惊心动魄。
第一次赴日乞师时(1645年),德川幕府锁国政策正如铜墙铁壁。朱之瑜的船只只能像苏轼笔下"纵一苇之所如"般,在长崎外海徘徊后黯然返航。第二次(1651年)更遭遇安南羁押之祸,当他在异国狱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恐怕想不到六年后终能踏足扶桑。
日本为何为朱之瑜破例?《朱之瑜评传》揭示了两把钥匙:
其一,安东守约等日本儒者的全力周旋,其情谊堪比伯牙子期;其二,朱之瑜主张的"实理实学",恰与德川光国推崇的实用主义不谋而合——这种思想碰撞,比《论语》东传更具时代意义。
当1665年朱之瑜终获居留权时,德川光国执弟子礼的举动,令人想起《史记》中"公子为人,仁而下士"的记载。这位日本"孟尝君"不仅助其定居长崎,更促成"舜水学派"的诞生,使朱子学说在日本焕发新生。
正如他在《中原阳九述略》中所叹:"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位海外孤臣的警世之言,至今读来仍如暮鼓晨钟。
从"乞师复仇"到"文化传灯",朱之瑜用二十载漂泊,在东海彼岸守护了华夏文明的火种。当我们在京都水户德川博物馆看到那套保存完好的大明衣冠时,仿佛还能听见《黍离》之叹:"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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