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为八叔允禩平反,实为政治清算的终结与皇权正统的重塑——既非单纯亲情,亦非历史翻案,而是新君对前朝旧怨的系统性收束。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场看似寻常的“保举太子”会议,却掀起了清初最激烈的储位风暴。康熙帝本欲废黜太子胤礽,却未料群臣在国舅佟国维与大学士马齐暗中串联下,竟一致推举皇八子胤禩为储君。康熙震怒,当面质问:“朕问八阿哥,你想当皇太子吗?”胤禩“一时语塞”,惶恐无措。此事不仅暴露了皇子结党之患,更令康熙深感皇权威胁——“众人称之曰贤”的八阿哥,竟以十七岁之龄封贝勒,掌广善库、署理内务府,俨然储君之姿。
然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的“献鹰事件”彻底撕裂父子情分。允禩因母丧未能随驾,遣人送两只海东青至密云行在,岂料鹰至时已奄奄一息。康熙勃然大怒,认定此乃“诅咒朕寿”的恶毒隐喻,遂下旨:“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 此后,允禩虽未再争储,却已成政治弃子。
及至雍正继位,昔日“八贤王”便首当其冲。雍正四年(1726年),一道上谕历数允禩十四条大罪,斥其“丧心败检,不忠不孝”,削爵、除宗籍、圈禁,并改名“阿其那”(满语意为“狗”或“俎上鱼肉”)。数月后,允禩死于禁所,死因成谜。雍正一面宣称“岂有靠尔阿哥之名杀弟之理”,一面又以雷霆手段肃清“八爷党”,其矛盾心态,恰如“欲盖弥彰,愈辩愈浊”。
乾隆登基仅月余,即下旨恢复允禩、允禟子孙宗籍,称“虽自作孽,终属天潢”。然真正全面平反,却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彼时乾隆已年逾古稀,回望百年家国,遂决意为多尔衮、豪格、允禩等前朝“逆臣”一一昭雪。此举表面是“追念亲亲之谊”,实则暗藏深意。
首先,允禩案历经半世纪,早已无现实威胁;其次,雍正朝严酷清算留下的“刻薄寡恩”之名,始终为清室正统蒙尘。乾隆借平反之机,既可彰显“仁君”气象,又能将祖父康熙的“无奈”、父亲雍正的“不得已”一并纳入“祖宗家法”的宏大叙事中,从而完成对皇权合法性的终极加固。正如苏轼《赤壁赋》所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乾隆所守之“不变”,正是爱新觉罗一脉的江山永固。
尤为关键的是,乾隆明确指出允禩当年罪状“查无实据”。此语非为翻案,而是宣告:前朝恩怨,至此终结。从此,允禩不再是“阿其那”,而是“和硕廉亲王”——一个被重新纳入宗庙祭祀的符号,一个服务于当下统治需要的历史注脚。
故而,乾隆晚年为八叔平反,非因亲情觉醒,实乃“以史为鉴,化戾气为祥和;以礼为纲,收人心于无形”的政治智慧。王朝的伤口,终须由后来者亲手缝合,哪怕针线之下,仍藏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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