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百姓一年到头难得见荤腥,电视剧里“大口吃肉”的场景,大多是艺术加工的幻象。

翻开《水浒传》,梁山好汉动辄“小二,切二斤牛肉,筛一壶好酒”,豪气干云,令人神往。可若真信了这画面,便误入了影视剧的“历史滤镜”。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朝代,普通百姓别说牛肉,连猪肉、羊肉都属奢侈之物。孟子曾向齐宣王描绘理想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岁老人能吃上肉,竟被视作“王道乐土”的标志,足见肉食之稀罕。
周代礼制森严,《礼记·王制》明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肉食按身份层层递减,百姓日常唯以蔬果果腹。及至秦汉以降,虽礼制稍弛,但牛作为耕田主力,受法律严加保护。汉律规定“杀牛者弃市”,唐宋亦严禁私宰耕牛,违者重罚。故《资治通鉴》中屡见“禁屠牛”之诏,百姓纵有牛老病死,亦须报官掩埋,不得擅食。所谓“大块吃肉”的诱惑,实为逼民落草的绝境写照——正因平日无肉,才以肉为饵。
至于猪肉,古人长期视其为“贱肉”。李时珍《本草纲目》虽未直言“有害”,但民间确有“猪性寒,多食令人虚胖”之说。四大名著中,猪肉出场极少,反衬其地位低下。加之唐宋以前烹饪技法粗陋,缺乏去腥提鲜之法,猪肉腥腻难咽,更少人问津。直至明代,随着香料普及与烹饪革新(如东坡肉之法流传),猪肉方渐入寻常灶台。故《国史大纲》有言:“明中叶以后,猪始为民间常畜。”
相较牛羊,家禽似更亲民。然细究之下,亦非易事。北方干旱少水,鸭难养殖;鸡虽遍地,却多为产蛋而非食肉。古人养鸡,“放之陇亩,啄虫茹草”,几不耗粮。然若专为食肉,则需圈养投饲。一只鸡长成,需耗数十斤谷物——在“一石米值千钱”的灾年,此等消耗无异于焚粮取暖。故即便丰收之岁,百姓亦仅于年节宰鸡祭祖,全家分食,聊慰辛劳。
羊肉则更属“贵族专享”。羊需牧场,中原农耕区地狭人稠,难以大规模放牧。故《史记·货殖列传》称“泽中千足彘(猪),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渭川千亩竹”,独未言羊,盖因牧羊乃北地游牧之业。汉唐宫廷“八珍”有“炮牂”(烤羔羊),而民间“贵羊贱豕”之风,直至元代方随草原文化南渐而稍改。
苏轼谪居黄州,尚叹“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一代文豪尚需自创“慢著火,少著水”之法解馋,况乎黎庶?由此观之,古之肉食,非关口味,实系制度、经济与生态之合力所限。今人观剧,当知“二斤牛肉”非日常,而是乱世悲歌的注脚——恰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警:“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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