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就发生过文字狱,那么杀猪的人怎么办呢

【痛点直击】朱元璋时期确有文字狱，为避“猪”名讳，百姓改称其为“豕”，方才化解禁忌。

一、朱元璋与文字狱的"猪事"

说起朱元璋，这位出身淮西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从"朱重八"到"明太祖"的逆袭堪称传奇。正如《明朝那些事》所言："从乞丐到皇帝的路程，比登天还难"。他虽未受过系统教育，却深谙文字权力——明朝初年，因"清者为君侧耳目"（《明史·刑法志》）的训诫，文字狱之烈，令朝野胆寒。

史载洪武年间，一秀才写下"月光如水照长街"，因"长街"谐音"降邪"获罪；更有因奏折中"胡"字被疑指胡惟庸案而灭门者。这般严酷下，"猪"字避讳问题更显棘手：作为民生必需的牲畜，民间养殖买卖不可或缺，但"猪"与朱姓同音，触犯"名讳律"便招杀身之祸。

朱元璋最终以"正名"解困：下诏改"猪"为"豕"，并颁行《大明律·户律》规定："凡民间牲畜，概称豕、牛、羊"。这招"借古避今"之策，既维护帝王威严，又保障民生所需。正如《礼记·曲礼》所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种统治智慧在文字狱高压下显得尤为精妙。

二、一字之改背后的政治智慧

从"猪"到"豕"的字词转换，折射出明代独特的避讳体系。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礼部奏请："凡官民文书，遇'猪'字当用'豕'代"，足见制度之严密。这让人联想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民"字需加"人"旁作"民"的避讳传统，而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更显务实。

这种语言管控的深层逻辑，在于将文字狱转化为治理工具。明代学者方孝孺曾言："帝王之讳，重于泰山"，而朱元璋更进一步，将文字狱与民生需求捆绑：既要震慑文人，又不伤农耕根本。正如《农政全书》记载："洪武年间，民间虽禁'猪'字，但豕圈建造、疫病防治等农事指导照常颁行"。

（引用典故）

此情此景，倒令人想起宋代苏轼《猪肉颂》中"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的俚俗之语。若在明初，这般直呼其名的诗句，怕是要招来杀身之祸。朱元璋的高明之处，恰在于用"豕"字完成了"雅俗分层"——朝堂之上需用雅言，民间交易可用俗语，如此既维系礼制，又不失民本。

回望这段历史，不禁想起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警示："文字狱兴，文章衰矣"。朱元璋的文字管控虽强化了皇权，却也束缚了思想。正如《明史·文苑传》所载，永乐年间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时，仍需避用诸多"敏感字眼"。这种统治术的双刃剑效应，在"猪改豕"的细节中可见一斑。

史海钩沉，朱元璋的"文字游戏"至今令人深思。当我们在菜市场听到"买两斤前夹肉"时，或许该庆幸：如今无需再为一字之差，担惊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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