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晔无疑是魏国顶尖的战略家,可惜他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曹氏三代君主的认知,最终化为一声叹息。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三国这个风云激荡的棋盘上,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然而,有这样一个奇人,他的智慧仿佛能穿透历史的迷雾,一眼看穿未来的棋局。他便是魏国的刘晔,一位被后世严重低估的战略家。他一生为曹氏三代君主——曹操、曹丕、曹叡,献上了三条足以改变天下走向的毒计,可惜,条条石沉大海,最终只留下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尽悲凉。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亲率十万大军,兵锋直指汉中张鲁。同年十一月,张鲁俯首称臣,汉中之地尽入曹魏囊中。此战意义非凡,汉中乃益州之咽喉,门户一旦洞开,蜀地便如不设防之城。彼时,刘备正与孙权在荆州撕扯得难解难分,闻听汉中失守,大惊失色,连忙割让三郡向孙权求和,史称“湘水之盟”,自己则火速回防西川。
蜀中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纵使刘备连斩数人也无法安定人心。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刘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向曹操进言道:
“明公以步兵卒三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个并其八,威震天下……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手守……以公之神明,因其势力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这番话,言辞恳切,分析透彻,简直是教科书式的趁胜追击。然而,曹操却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
他满足于已有的战果,选择了止步。几年后,刘备果然在法正的辅佐下发动汉中之战,斩杀夏侯渊,逼退曹操,将汉中夺了回去。此刻的曹操,不知是否会想起刘晔当年的忠告,只是为时已晚。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喜欢上演相似的剧本。曹操的遗憾,似乎并未能成为其子曹丕的镜鉴。公元221年,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倾全国之力讨伐东吴。孙权两面受敌,为求自保,遣使向曹丕称臣,魏国朝堂上下弹冠相庆,唯独刘晔一脸忧色。他对曹丕说:
“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可因其穷,袭击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刘晔的计策更为“毒辣”:联合正在气头上的刘备,南北夹击,瓜分东吴。他看得明白,孙权的臣服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刘备被击破,下一个目标必然是魏国。与其坐等吴国壮大,不如趁其病,要其命。可曹丕却认为,人家都来投降了,我再去打他,于理不合,有损大国形象。他拒绝了刘晔的建议,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孙权的朝贡。结果呢?夷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大败而归。孙权缓过气来,立刻翻脸不认人,宣布与魏国决裂。曹丕勃然大怒,亲自率军征讨,却被孙权凭借长江天险挡了回去,徒劳无功。此时,他才想起刘晔“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的警告,可惜,战机稍纵即逝,错过了,便永远错过了。如果说前两次是错失良机,那么第三次,则是亲手埋下祸根。到了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辽东公孙氏内部发生政变,公孙渊夺取了其叔父公孙恭的权力,割据一方。辽东地处偏远,曹叡不想劳师远征,便顺水推舟,册封公孙渊为辽东太守。又是刘晔,站了出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烨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今若不诛,后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可不劳师而定也。”
他的意思很明确,公孙渊刚刚夺权,内部不稳,人心未附,此时出兵,兵不血刃便可平定辽东。若等他坐大了,再想收拾,就难了。可曹叡同样没有采纳,他选择了眼前的安逸。结局毫无悬念,几年后,公孙渊果然叛魏,自立为燕王,曹叡不得不派遣大将司马懿倾国之力远征辽东,才将其平定。其耗费之巨,远非当年刘晔之计可比。曹叡这时才后悔,可辽东的战火,已经让魏国元气大伤。
刘晔的三条计策,如三面镜子,照见了曹氏三代君主共同的短板:短视与自满。他们能打下江山,却缺乏一鼓作气、彻底解决隐患的决心与魄力。刘晔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曹魏王朝的悲剧。他就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眼睁睁看着一艘大船,一次次避开正确的航向,驶向暗礁丛生的未来。这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那句诗: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历史,往往就在那么一念之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刘晔献上的“东风”,曹氏三代,终究是没接住啊。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54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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