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缔造开元盛世的秘诀,在于他懂得一手用贤相安邦,一手用能臣敛财,双管齐下,刚柔并济。

话说公元712年,李隆基坐上了龙椅,这便是后来的唐玄宗。可别以为皇帝是好当的,他接手的,简直是个烂摊子。他老爹唐睿宗时期,他姑姑太平公主大权在握,朝堂上乌烟瘴气。在此之前,还有个更离谱的韦后,学武则天学得四不像,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这俩人当政,提拔的全是自家亲信,官场冗员遍地,国库眼看就要见底了。
对外,边防更是吃紧。老祖宗传下来的府兵制,因为土地兼并,农民活不下去都跑了,兵源枯竭。西边的吐蕃正悄悄崛起,虎视眈眈,大唐的军队还能不能打,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对内,土地制度乱了套,户口也管不清楚,直接导致税收不上来。更要命的是,首都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从江南运粮,路途遥远,艰难险阻,这可是关系到帝国心脏跳动的大问题。这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大唐这艘巨轮,随时可能触礁沉没。
这位新君,李隆基,看着这摊烂账,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先是一招快刀斩乱麻,扫清了太平公主的势力,稳住了皇位,改元“开元”。然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李隆基深知,治国如烹小鲜,火候最重要。他先请出了姚崇、宋璟这一帮“贤相”来掌勺。这些老臣个个都是治国好手,他们的方针就一个字:“省”。裁撤多余的官员,减少皇室的奢靡开支,对外采取守势,姚崇定下规矩,除非被打到家门口,否则不轻易开战。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朝廷的支出确实降了不少,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清。这就好比一个人生了重病,先得用温补的药慢慢调理,把元气养回来。
但是,光省钱不挣钱,家业还是做不大。随着帝国运转,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光靠节流,那是杯水车薪。这时候,玄宗皇帝就需要另一类人了——懂经济、会赚钱的“能臣”,也就是史书上说的“聚敛之臣”。这些人,贤相们瞧不上眼,觉得他们浑身铜臭,只会盘剥百姓。可玄宗不这么想,他觉得,国家这台机器要运转,就得有油,而这些能臣,就是帮他找油的人。
于是,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皇帝设立了一系列“使职”,专门帮他搞钱。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监察御史宇文融。宇文融的任务很明确:清查那些逃避税收的户口和土地,把他们重新纳入国家的税收体系。这人手段强硬,雷厉风行,底下官员为了交差,虚报数字,逼得不少百姓再次逃亡,这确实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一年下来,就查出了八十多万户,给国库增加了好几百万贯的收入。
玄宗皇帝对此是喜闻乐见,谁敢反对宇文融,他就贬谁的官。在他看来,稳定和钱袋子,比那些文人的风骨和百姓的暂时抱怨更重要。他就这样,巧妙地在“贤相”和“能臣”两个集团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个负责安抚人心,一个负责充实国库,大唐的国力,就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中,迅速攀升。
内政搞得有声有色,边防也不能含糊。府兵制已经烂到根了,李隆基接受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搞了个大改革——募兵制。说白了,就是国家出钱,招募职业军人。他先从关中地区招募了十二万健儿,长期驻守,号称“长征健儿”。这批人不用种地,专业就是打仗,训练有素,战斗力自然不是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府兵能比的。
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募兵制成了大唐军队的主流。有了这支精锐之师,大唐的腰杆子又硬了,之前丢失的营州等地被一一夺回,在西北方向也重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一个强大的帝国,不仅要有钱,更要有能保卫这些钱的刀枪。
就这样,靠着对内平衡不同政治派系,对外改革军事制度,唐玄宗硬是把一个从内乱中走出来的、千疮百孔的王朝,一步步推向了巅峰。后人杜甫在诗中无限感慨地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便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一个由一位复杂而精明的君主,用实用主义手腕亲手打造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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