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唐太宗第三子,因"英果类我"受瞩目,更因蒙冤而死引后世千年慨叹——这便是历史给予这位天潢贵胄的复杂注脚。

唐太宗英明一世,却在接班人问题上栽了跟头。李承乾谋反、李泰阴鸷、李治柔弱,当玄武门的血色浸透贞观盛世时,人们不禁设想:若当年是吴王李恪登上大位,是否就能避开武周代唐的腥风血雨?
太宗那句"英果类我"的评语,成了后世最大的念想。据《旧唐书·太宗诸子传》记载,贞观十一年(637年)李恪任安州都督时,确因"畋猎无度,践暴禾稼"遭御史弹劾罢官。后来太宗派铁面长史权万纪辅佐,方才收敛。这般行径,与"英果"二字实难匹配。
太宗偏爱李恪,倒像是寻常父亲的心态:儿子犯错,总是旁人的不是。当柳范直谏李恪过失时,太宗竟迁怒道:"岂能归罪我儿?"(《新唐书·柳范传》)这般护犊情深,恰如杜牧所叹:"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帝王家的父子情,终究逃不过权力滤镜的晕染。
李恪一生未建殊勋,却在《新唐书》中获特殊优待。欧阳修将"游猎毁田"轻描淡写为"与乳母子博簺",经孟宪实教授考据,"簺"实为捕猎器具(见《孟宪实讲唐史》)。这般春秋笔法,暗藏后世史家的惋惜。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唐立国时的认祖归宗。这个打着李唐旗号的小朝廷,竟把被高宗赐死的李恪尊为"义祖"(马令《南唐书》)。历史对失败者的温柔,有时比成功者更深刻——当胜利者书写历史时,失败者反而成了寄托理想的容器。
这份怀念的根源,终究绕不过永徽四年(653年)那场冤狱。房遗爱谋反案本与李恪无涉,长孙无忌却执意构陷。当高宗含泪赐死这位皇兄时,《资治通鉴》记下了李恪泣血之言:"若魂魄有灵,必见灭宗!"此等悲怆,恰印证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反讽——劲草未遇疾风,诚臣亡于板荡。
李世民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摇摆,实为祸端之始。既知长孙无忌"以亲取势"(《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却偏要与其商议废立。当无忌以"晋王仁孝"为由反对更储时,太宗那句"公为无忌,当为稚奴"的调侃,反倒成了催命符——权力场上,血缘既是护身符,也是夺命锁。
千年来总有人扼腕:若李恪继位,盛唐能否避开女主临朝?但观其安州所为,纵无长孙无忌作梗,怕也难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宿命。后世怀念的何尝是李恪本人,不过是对历史另一种可能性的执念,对英雄血脉未展抱负的遗憾。恰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冷眼:"唐之亡非在高宗,而在太宗定储时已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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