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不杀张良而诛韩信,源于张良深谙“狡兔死良弓藏”的古训,以智慧自保,功成身退;韩信则因兵权在握,终成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出身沛县泗水亭长,早年“好酒及色,不事生产”,却因“斩白蛇起义”开启帝王之路。张良(公元前250年-公元前186年)则出身韩国贵族,祖父、父辈皆为韩相。秦灭韩后,他持百金重剑刺杀秦始皇于博浪沙,失败后流亡,最终投效刘邦。
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高祖本纪》)贯穿楚汉战争。鸿门宴上,他借项伯之力助刘邦脱险;峣关之战,他献计“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楚汉相争时,又促刘邦“联英布、彭越,重韩信”,最终奠定汉室基业。
韩信被杀的根源,在于他手握四十万大军,功高震主;而张良始终“无尺寸之封,出未朝请”,仅以谋士身份辅佐。他深谙“鸟尽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丛林法则,早在刘邦称帝前便“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功成身退。
更精妙的是,张良深得吕后感激——他助刘邦稳住太子刘盈之位,避免了储君之争。而韩信始终未与吕后建立政治同盟,最终在长乐宫被萧何骗入“未央宫诏狱”,身首异处。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张良的选择恰似这诗句——他不仅活成了历史的智者,更活出了乱世中谋士的生存哲学。而韩信的悲剧,则印证了《战国策》所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历史长河中,张良与韩信的结局,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场的永恒法则:功业可显赫,权柄需谨慎。正如李白所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在帝王的棋盘上,每一步抉择都是生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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