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所谓“宽仁”,并非真正的仁政,而是纲纪废弛、法度不修的“宽纵”,最终因失了规矩而失了天下。

说起元朝,大伙儿的印象,多半是“九儒十丐”,汉人被踩在脚底下,活得不透气。可你要是翻开一些故纸堆,又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元朝:一个政策“宽仁”到近乎“佛系”的王朝。这就怪了,既然如此“宽仁”,为何天下汉人还要揭竿而起,拼了命也要把它推翻呢?这事儿,还得从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那句一针见血的话说起。
你若细读元史,会发现许多颇为“人性化”的记载。开国皇帝忽必烈,算是个性情中人。他常告诫手下:“凡我盛怒之下要杀的人,你们都得给我缓个三天再执行。我怕我一冲动,错杀了好人。”这话说得,颇有几分仁君风范。底下人犯了错,他下令拖出去打板子,但无论他说打多少下,监刑的都会默契地少打三下,美其名曰:“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听着都让人心里暖暖的。
不止于此,元朝对死刑犯的态度也堪称“宽容”。史书记载,很多死刑判决并不会真的执行,而是改为终身监禁。更绝的是,如果死囚家里有老人需要奉养,官府竟会放他回家,等老人百年之后再回来坐牢,期间只需地方官府稍加监管即可。至于对犯人的体罚与酷刑,元朝也有明令禁止,这在历朝历代中都是不多见的。
思想文化上,那就更“自由”了。后世闻之色变的清朝文字狱,在元朝根本不存在。甚至有人写了反诗,被捅到礼部,官员们也只是摆摆手:“诗人喝多了发两句牢骚,何必当真?要是为这点事儿就抓人,天下人岂不骂我们残暴无道?”这等胸襟,比起那些因言获罪的朝代,简直云泥之别。
然而,这种“宽仁”,却是一种没有规矩、没有法度的“宽纵”。它看似仁慈,实则如同一个没有主心骨的巨人,外表庞大,内里却一盘散沙。国家的治理,好比牧羊,元朝看似处处设了栅栏,可栅栏上到处是窟窿。久而久之,羊(百姓)和牧羊人(官吏)都习惯了从窟窿里钻进钻出,规矩成了摆设。
忽必烈的个人仁慈,没能变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法度。皇帝的权力,被底下的大臣们瓜分得七零八落。朝廷之上,派系林立,争权夺利成了家常便饭。到了元末,朱元璋的大军都快打到元大都了,元朝的皇室贵族们还在为争抢皇位打得不可开交。这叫什么事儿?一个连自己家都管不好的王朝,又如何能治理好天下?
更致命的是,这种“宽纵”催生了普遍的腐败。元朝为了拉拢南方汉人,曾大幅减免赋税,这本是好事。可由于监管缺位,这善举最终变成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的良机。朝廷说只收三成粮,到了地方就变成了五成、六成,百姓的负担反而更重了。所谓的“宽仁”,最终只便宜了贪官污吏,百姓得到的却是无尽的压榨与盘剥。
再加上元朝那套从草原带来的“忽里台”选汗制度,皇位继承毫无章法,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伴随着血腥的内战。从上到下,整个帝国都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
所以,当朱元璋扫平群雄,登上天子宝座后,他回首前朝,一语道破了天机:“秦以暴政而亡,汉继以无为而兴;元以宽仁失天下,吾当以猛济之。”他看透了,元朝的“宽仁”,恰恰是它灭亡的根源。法度这根弦,一旦松了,整个国家机器就会锈蚀、垮掉。因此,他立国之后,施政风格以严苛著称,正是吸取了元朝“宽纵”亡国的深刻教训。
正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元朝的统治者们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宽仁”幻梦中时,他们脚下的土地早已分崩离析,百姓的怒火也已燎原。一个失了规矩的帝国,其结局,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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