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羽化之后,司马懿始终不敢大举伐蜀,实因“余威未散”四字道尽玄机。正如太史公所言:“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诸葛亮与司马懿这对宿敌的较量,早已超越了战场胜负的范畴。

建兴元年(223年),刘备托孤于白帝城时,蜀汉正值多事之秋。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整顿朝纲,至228年发动第一次北伐。他启用马谡献反间计,借司马懿与曹真之隙,使魏军陷入内耗。此战虽获小胜,却因街亭之败痛失战略主动权。“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在此埋下伏笔。
231年第五次北伐,司马懿终于临危受命。他以逸待劳,迫使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保粮道。这场对决暴露出蜀汉后勤短板,却也印证了司马懿那句:“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但当诸葛亮挥师祁山时,司马懿仍选择坚守不出——他深知蜀军锐气未消。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234年),蜀汉群龙无首。但司马懿的反应却令人费解:他竟放任姜维继续修筑沓中屯田!这恰如《孙子兵法》所言:“归师勿遏,围师必阙。”表面看是忌惮“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余威,实则暗藏三重考量:
直到景初二年(23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已67岁高龄。此时的他,正如《易经》所言:“亢龙有悔。”蜀道天险、姜维屡犯、魏室新定,种种顾虑让他最终选择“以观其变”。直到251年司马懿去世,蜀汉仍是完整存在的割据政权。
当263年邓艾偷渡阴平终结这段历史时,距离司马懿之死已过去整整十年。这三十年间,司马家族始终遵循着“蚕食而非鲸吞”的战略定力,恰如司马懿临终前的告诫:“但穷力举事,民心不可尽也。”这种深谋远虑,或许正是他始终不敢轻易伐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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