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烽烟未散,诸葛武侯星落五丈原,司马懿却未乘势南下,个中玄机恰似《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看这场未竟的伐蜀大业背后,藏着怎样的庙堂博弈。

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同年,东吴孙权亲率大军北伐,直抵合肥新城。《三国志·魏书》载:"是岁,诸葛亮卒于军,而吴人寇边"。魏明帝曹叡急调司马懿回京,遂失伐蜀良机。至241年,东吴再遣诸葛恪攻魏,司马懿亲征两载方平其乱。此时魏军粮草告罄,士兵锐减,正如《孙子兵法》所诫:"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238年平定辽东公孙渊叛乱后,司马懿本可整军南向。然239年魏明帝驾崩,曹芳即位,司马懿与曹爽共受托孤之命。《资治通鉴》记:"大将军爽与太尉懿同受顾命"。曹爽专权期间强征蜀中,致兴势之战大败。司马懿隐忍十年,终在249年发动高平陵之变。此时老迈之躯已难亲征,正如陆游诗云:"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观司马懿一生,伐蜀之志从未稍减。然东吴袭扰如《左传》所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内乱频发似《尚书》警示:"若涉春冰,战战兢兢",权谋较量若《战国策》所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最终伐蜀大业,竟成司马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接力。历史的吊诡处在于,正是这些"时不利兮"的阻碍,成就了司马氏"破釜沉舟"的最终胜局。
观史鉴今,恰如苏轼《留侯论》所言:"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我们面对计划外的变局时,或许该学司马懿那般: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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