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全唐诗》

慈禧统治之所以稳固,根源在于权力合法性、母性执政智慧与士大夫阶层的奴性理性共同构筑的统治生态。
当清廷在咸丰朝后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慈禧太后的统治却始终如中流砥柱。自1861年辛酉政变至1908年驾崩,这位叶赫那拉氏女子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四十七载,其间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败、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危机,却始终稳居权力巅峰。其统治根基之稳固,连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望尘莫及。
这种权力结构的根基,在于满清皇权的神圣性建构。正如《清史稿》所载:"皇权天授,法统绵延",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合法性,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通过军功、儒化、祭祀等多重手段确立的。即便在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率军直逼江南,曾国藩仍以"保卫道统"为号召组织团练。这种"家天下"的法统观念,使得任何挑战者都面临"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先天困境。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1869年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慈禧宠宦安德海,此事最终不了了之;1870年刺马案中,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慈禧委派曾国藩草草结案。这两则典型案例,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晚清政治生态的复杂光谱。
曾国藩等汉族官僚的困境更具典型意义。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后,鲍超等将领曾以"黄袍加身"相劝,但这位理学名臣在《讨粤匪檄》中早已表明心迹:"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种儒家伦理塑造的忠诚,远胜于任何政治契约。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所言:"士大夫之节操,宁可让政权腐烂,不愿自身染污。"
权力场中的博弈者们,实则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1898年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本可逃亡却选择就义,其《仁学》中"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的决绝,恰与曾国藩的谨慎形成镜像。这种集体性的政治选择,使得慈禧始终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地位。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种维系旧秩序的集体理性,最终加速了王朝的崩溃。当袁世凯在1912年逼宫时,那些曾效忠太后的大臣们,转而成为支持共和的急先锋。这种政治人格的嬗变,恰如《红楼梦》中"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寓言,印证了传统政治伦理的瓦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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