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立志做圣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他真的做到了吗

他做到了，但这条路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现实的考验。

京官的穷困与坚守

三十岁，是许多人安于现状的年纪，于曾国藩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立下宏愿，此生要做一个“圣人”，第一条便是立誓不靠做官发财。这誓言，在日后那座巨大的晚清官场染缸里，究竟是一纸空文，还是一块砥柱中流的磐石？

想当初，二十七岁的曾国藩金榜题名，点了翰林，这消息传回湘乡老家，不啻于平地一声雷。县令闻讯，急忙登门巴结；地方士绅更是络绎不绝，争相馈赠。一时间，白花花的银子流水般送进曾家，竟凑出了一千四百多两。这笔钱，足以让曾家再添六十亩良田，光宗耀祖。然而，这不过是仕途的起点，真正的考验，在北京。

京官难做，尤其是七品翰林。他一年的俸禄禄米加起来，不过一百二十多两银子。可他在绳匠胡同租房，一年租金就是一百六十两。再加上人情往来、衣食用度，一年下来，竟是三百五十两的巨大亏空。

面对这潭深不见底的浑水，他立下的‘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便成了一道每日都要面对的考验。

手握重兵与财权的清贫

咸丰二年，母亲去世，曾国藩回乡丁忧，却也因此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他奉旨督办团练，一手创建起日后声名显赫的湘军。作为统帅，他手握军饷的绝对支配权，这在当时，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晚清军饷微薄，将领克扣、士兵经商已是常态，军队腐化，战斗力低下。曾国藩反其道而行，实行厚饷，让士兵无后顾之忧。同时，他对军中廉政抓得极严，幕僚赵烈文初见便为其清廉所动，决心追随。

手握百万军饷，曾国藩每年寄回老家孝敬父母、养活家人的钱，平均却只有一百两。

在他看来，家财万贯，非但不是福泽，反而是子孙的枷锁。

吕祖欲度一人，点石成金以试其心。其人不要金，却要那点石成金的指头。世人多求金，而曾国藩所求，恰是那根‘指头’——成圣之道。权柄与财富，于他而言，不过是路上的石块，是考验心性的魔障，而非目的本身。

太平天国平定，湘军诸将个个盆满钵满，广置田产，起造豪宅。唯有曾国藩，分家所得，不过区区五十五亩薄田与一座名为“黄金堂”的旧宅。这便是他十年戎马的全部身家。

晚年，他出任两江总督，位极人臣。两江乃朝廷钱袋子，总督的“陋规”收入，一年足有十八万两白银，是法定养廉银的十倍。面对这笔巨款，他依旧过着清苦日子。总督府内的女眷，每日都要纺纱织布，操持家务，与乡间农妇无异。四女儿出嫁，他只拿出二百两银子作嫁妆，寒酸至极，连兄弟曾国荃都看不下去，私下又补了四百两。

那么，钱都去哪儿了？

原来，这笔巨款，大部分并非入了他的私囊，而是用在了公务上。清代总督衙门的幕僚、师爷、仆役，皆无国家编制，其薪水需总督自掏腰包。曾国藩要维持一个高效运转的办事机构，这笔开销是省不掉的。

所以，曾国藩真的做到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在污泥浊水中奋力前行，却始终努力保持衣衫洁净的行者。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内圣外王’——内心有圣人的标准，行事有凡人的挣扎，最终在权力的顶峰，守住了那份最初的清贫与孤高。这或许比遁入深山修行，来得更为不易，也更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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