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法律严苛是表象,其根本在于耗尽天下民力与自毁长城的内部倾轧。

秦之兴也,非一世之功,乃数代君王卧薪尝胆,积百年之力,方成一统之业。然其亡也,却如大厦倾倒,不过十四载光阴。世人多归罪于法家之严苛,律法之森严,仿佛那商鞅留下的铁律,终成反噬自身之利刃。此言虽有其理,却未触及病根。一个王朝的覆灭,如人之将死,绝非一病一痛所致,而是气血两亏,五脏俱腐。法律严苛,不过是加速其衰亡的一剂猛药,而非致其死命的绝症。
始皇一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中枢,便露出了千疮百孔。赵高,一个阉人,却成了撬动整个帝国的支点。他篡改遗诏,赐死本应继位的扶苏与边关宿将蒙恬,这便是第一步。
扶苏仁德,天下归心,若其在位,秦之国运或可改写。
后来陈胜、吴广起事,尚要假借扶苏之名,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紧接着,便是对秦室宗亲的血腥屠戮,皇子皇孙被屠戮殆尽,使得地方再无皇室血脉坐镇,郡县制之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一旦天下有变,地方势力便如脱缰野马,再无宗室亲王可加以节制。最后一步,便是清洗朝堂。李斯,这位助始皇定鼎天下的功臣,亦被赵高以谋反之罪构陷,腰斩于市。朝中老臣、能臣武将,或死或降,国家机器已然失灵。赵高“指鹿为马”的闹剧,更是将朝堂的荒诞与皇帝的孤家寡人地位推向了极致。昔日战无不胜的秦军,此时也人才凋零。王翦、蒙恬等名将已逝,章邯率领的,多是临时拼凑的囚徒与平民,一旦战败,便只能投降。秦之栋梁,已被自己人一根根抽空,只余下一副空壳,如何能抵挡风浪?
秦始皇,确是千古一帝,但其雄才大略背后,是整个国家的透支。他好大喜功,热衷于彰显帝国的威仪。北筑长城以拒匈奴,南修灵渠以通水系,内建阿房宫、秦始皇陵,还有那直通九原的秦直道。这几大工程,几乎同时开工,每一项都需耗费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劳力。这些劳力从何而来?无非是平头百姓。徭役之重,赋税之沉,让百姓喘不过气来。道家修行讲求“清静无为”,顺应自然,而秦始皇却反其道而行之,
恰如一个急于求成的炼丹士,妄图以烈火猛炼,一夜之间炼就长生不老之丹,结果只能是炉毁人亡。
这无尽的劳役,不知白骨多少,最终汇成了天下人心中的一声叹息。对外,战争机器亦未停歇。北击匈奴,尚有蒙恬之能,消耗尚可控。而南征百越,则是一步错棋。五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后又增兵,总计八十万秦朝精锐,深陷岭南湿热之地。当中原烽烟四起之时,这支本可定国安邦的军队,却远在天边,无法回援。国家本当休养生息,却连年征战,内外交困,民不聊生。
如此一来,内部矛盾便如干柴,只待一颗火星。这火星,便是陈胜、吴广。
“天下苦秦久矣”,这六个字,便是他们揭竿而起的最好注脚。
而真正能成气候的,还是那些潜伏的六国旧贵族。项梁、项羽于吴中起事,魏豹、赵歇等人纷纷响应,他们有号召力,有组织,有野心。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起义,终究是“土鸡瓦狗”,很快被剿灭,却为六国贵族的复国大戏,拉开了序幕。说到底,秦之亡,亡于其速。速于统一,亦速于建设,更速于自毁。它用严苛的法律强行压制一切矛盾,却不知矛盾如同洪水,越堵越烈。当堤坝最终溃决,那滔天之势,便再也无法阻挡。法律只是工具,用之得当,可安天下;用之失当,则加速其亡。真正让秦朝二世而斩的,是那无尽的欲望,是那对民生的漠视,是那权力巅峰的自相残杀。这教训,深刻而惨烈,正如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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