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唐朝,没有想到百年之后成了祸患

唐朝时期，东突厥颉利可汗向大唐归降，却在百年后引发安史之乱，印证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千古警示。

当唐太宗以雷霆手段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时，谁能想到这竟是大唐盛世埋下的第一枚定时炸弹？

一、天可汗的抉择：接纳与警惕的博弈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率军横扫漠北，将东突厥可汗押解长安。面对十万降众，朝堂之上掀起惊涛骇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语）魏征的警告如惊雷炸响。主张“汉化”的大臣们却认为，接纳降众可省去兵戈之苦，却未料到胡人与汉人的文化裂隙比刀剑更难弥合。

这场争论暗合西汉初年对抗匈奴的困境。太宗最终采纳温和派建议，将突厥部众安置于河北幽州等地。正如杜甫诗云：“胡尘朝渡易水湄，夕风吹落长安枝”，（引用自《全唐诗》卷二三五）这些异族如同飘摇的落叶，看似归附实则暗藏危机。

二、祸根深埋：胡人问题的连锁反应

贞观十一年（637年），颉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发动叛乱。虽然叛军被迅速镇压，却印证了魏征的预言。及至玄宗天宝年间，胡人安禄山已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个粟特化的粟特人，正蛰伏在帝国心脏地带。

125年光阴流转，当安禄山以15万胡汉联军南下时，长安城头的明月照着与贞观年间如出一辙的异族叛乱。玄宗仓皇出逃时，或许会想起魏征那句未竟的遗言：“陛下今日怜其降服，异日必悔于覆车。”

历史的吊诡在于，大唐用仁政接纳的归降者，最终成了推倒盛世的最后一块骨牌。正如欧阳修所叹：“祸常发于所忽，福常归于所期。”（《新五代史》）当年看似宽宏大量的决策，实则埋下了文明交融与安全治理的永恒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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