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为何海禁两百年? 简而言之,是政治需求消退、经济考量失衡、海防压力加剧三重因素叠加,让大明王朝最终选择了锁国自保。

说起大航海,总绕不开郑和那支浩浩荡荡的宝船队。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最远抵东非、红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何等气魄!这规模,这阵仗,别说秦朝徐福那支一去不回的“寻仙船队”没法比,就是搁在当时的世界,也是独一份的“无敌舰队”。
但郑和的船队,扬的不是商旗,而是龙旗。明成祖朱棣派他出海,首要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白了,就是给四海诸国看看大明的肌肉。其次嘛,民间野史传得神乎其神——寻找那位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若建文真流落海外,郑和这七趟地毯式搜索,也该有个结果了。寻而无果,加上宣扬国威的目的基本达成,这耗费巨资的“面子工程”,自然没了续费的必要。
当然,震慑沿海倭寇也是一层考量。洪武爷朱元璋在位时,倭患已起,只是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收拾。郑和的巨舰一摆,确实让那些浪人安分了些年头。可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隐患仍在。
郑和的船队一收,海上的“大明威慑”便弱了三分。倭寇贼心不死,乔装改扮成商船,在沿海蠢蠢欲动。更麻烦的是明朝内部的“疥癣之疾”——沿海流民。这些人在陆上犯事,往往“下海为盗”,与倭寇眉来眼去,内外勾结,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一看,这还了得?干脆,把门关起来! 一道海禁令,既防倭寇渗透,又堵流民出海作乱的路子。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钱粮二字。明代虽商业渐兴,但根基还是“民以食为天”的农耕社会。海上贸易听着热闹,可朝廷收税却成了大难题。茫茫大海,商船往来如梭,税吏哪能盯得过来?税收不上来,国库就瘪了。更要命的是,大量免税的“洋货”涌入,冲击本土市场,搅乱了朝廷的“经济棋局”。权衡利弊,朝廷觉得:与其开着门收不上钱还惹麻烦,不如干脆闭关落个清净!
朝廷想得简单,可“海禁”这道门,禁得住百姓,却禁不住人心。东南沿海的商人集团,靠着走私和官府默许的“朝贡贸易”,反而在海禁的阴影下赚得盆满钵满。利益驱动之下,“富贵险中求”的人从来不缺。更微妙的是,这些得利的商人集团,渐渐扶植起他们在朝堂的代言人——以江南士绅为核心的东林党势力崛起。原本是江西“进士摇篮”的文脉之地,影响力反被这群“海禁受益者”的代表压了下去。
海禁政策看似锁住了国门,却锁不住暗流涌动的利益交换和日益激烈的党争。朝廷本想求个安稳,结果却陷入更复杂的政治漩涡。正如文天祥那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大明王朝在看似平静的海禁之下,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零丁”困境。海禁两百年,锁住了波涛,也锁住了变革的生机,直至帆影黯淡,王朝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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