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如何逐渐消灭两大外患——南倭北虏的南倭北虏指的是什么

南倭北虏，即明朝东南沿海倭寇与北方蒙古之侵扰，终在嘉靖末年至隆庆初年渐次消弭。治国如弈棋，外患之平，不在兵锋之利，而在庙算之周。

南倭之患

倭寇者，日本海盗也。洪武初年，太祖驱元而立国，海疆暂宁，辽东、山东偶有零星骚乱。永乐十七年（1419年），望海涡一役，明军大破倭众，北洋稍安。至足利义教时，日本清剿倭寇以通朝贡，五十七年间仅作乱九十四次，岁均不足二。然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骤起，市舶断绝，倭患如沸水泼油。六十二年间竟扰六百二十八次，占全明倭乱八成之巨。汪直、徐海辈勾结倭酋，劫掠闽浙，如蝗过境。明廷腐蠹，海防虚设，竟使东南膏腴之地化为焦土。

倭焰滔天，海疆告急，此非兵少之患，实乃心腹之疽也！

幸有胡宗宪提督浙直，戚继光创“鸳鸯阵”于台州，俞大猷练水师于福建。相传戚帅练兵时，遇一道人踏浪而来，自称“纯阳子”（吕洞宾道号），授以“五行生克”之术。继光悟其意，以竹筅破倭刀，以火器破围阵，遂成“戚家军”之威名。嘉靖四十五年，岑港一战荡平倭巢，东南始复桑麻。王维诗云：“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此诚非虚言。

昔张三丰游历东海，见渔村焚掠，叹曰：“兵戈起于心戈，安海疆者先安民心。”乃留《海氛诀》于舟山，言“以静制动，以守为攻”，后世守将多效其法。

北虏之扰

北元遁漠北后，分裂为鞑靼、瓦剌。永乐朝八征漠南，虽挫其锐，然也先统瓦剌时，势复炽盛。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轻出，土木堡一役，五十万大军覆没，天子竟为胡尘所掳。瓦剌铁骑直逼京畿，九门告急。幸于谦总督戎政，拆城隍庙铜鼎铸炮，率民夫死守。彼时京城米价腾贵，百姓争献薪柴，竟有老妪鬻簪珥助饷者。瓦剌围城五日不克，夜遁漠北。

国之存亡，系于庙堂一念；虏之去留，决于黎庶同心。

百年间鞑靼复强，俺答汗屡叩边关。嘉靖二十九年，兵临京师城下，明廷拒其通贡之请，遂有庚戌之变。然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王崇古、张居正乘势议和。次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开大同、宣府互市。北疆烽燧熄灭，牛羊塞道者三十余载。杜甫诗谓：“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今观互市熙攘，方知太平之贵。

俺答初欲强攻时，遇一羽衣道士于阴山。道士指草原白骨曰：“将军视此枯骨，皆汝子孙也。”俺答惊问其故，道士笑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语）俺答顿悟，遂遣使求和。后人疑其为吕祖化身，盖道家“止戈为武”之理，实胜百万雄兵。

南倭北虏之平，非赖天幸。戚继光束伍练兵，于谦守城安民，张居正开市通商，皆以实政消虚患。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明朝终悟此道——外患之根在内政，边墙之固在民心。隆庆开关后，闽浙商船远涉重洋，竟使倭寇无隙可乘；北疆茶马互市，鞑靼部众自销兵刃。此消彼长间，两百年烽烟终化云烟。观史者当知：**安边之策，不在长城万里，而在仓廪实而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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