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姓家奴”是《三国演义》中张飞怒斥吕布的文学称谓,讥其反复无常;而黄权虽历仕刘璋、刘备、曹魏三主,却因始终恪守臣节、心存忠荩,未遭史笔苛责——历史的天平,称量的从来不是足迹的曲折,而是内心的皎洁。

“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罗贯中笔下这一声断喝,如惊雷贯耳,将吕布钉于“不忠”耻柱。然细考《三国志》,“三姓家奴”纯属小说艺术创造,正史无载。吕布确曾辗转依附丁原、董卓等人,《英雄记》载其“誓为父子”后复杀之,此等行径在重“忠义”的儒家史观下,自难逃“轻于去就”之讥。后世以“三姓家奴”喻反复小人,实为文学形象对历史记忆的深刻重塑。
须知乱世浮沉,“良禽择木而栖”本是常态。然择木之“心”与“迹”,方见真章。恰如杨慎《临江仙》所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历史长河淘洗之下,留下的不仅是事迹,更是气节。
黄权初仕刘璋,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力谏:“左将军有骁名,今请来,若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若待以上宾,则一国不容二主。”(《三国志·蜀书》)此言洞若观火,然刘璋不纳,终致“引狼入室”。刘备取益州后,黄权归附,非为私利,实因旧主已降,恪守臣节而事新主。
及至夷陵之战,黄权谏曰:“吴人悍战,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言辞恳切,尽显谋国之忠。刘备未纳,兵败猇亭。黄权屯江北御魏,归路断绝,“降吴不可,还蜀无路”,乃不得已归魏。曹丕问:“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黄权泣答:“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其言其行,无半分谄媚,唯余苍凉忠骨。
尤为动人者,刘备闻黄权降魏,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三国志》)此语如暖阳破云,照见君臣相知之诚。黄权在魏,终身不言蜀中旧事,每逢蜀使至, лишь垂泪不语。此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持守,恰应了唐太宗李世民之咏:“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赐萧瑀》)
忠义之核,不在姓氏几易,而在每临一事是否问心无愧。吕布弑主求荣,迹与心俱悖;黄权三历艰危,迹虽曲折而心光不灭。古人云:“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然史家笔下,终是“迹由心生”——心若向阳,迹自生辉;心藏私欲,迹成污点。
掩卷长思,千年青史如镜。评判人物,当如南怀瑾先生所言:“观其大节,略其小疵。”黄权之未被诟病,非因易主次数少,而在其每一次转身,皆怀赤诚、守本分、尽职责。此中深意,岂不令今人警醒:立身行事,贵在初心如磐,方能经得起时光淘洗,留得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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