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既灭,东吴何以独撑十七载? 非孙氏气数未尽,实因西晋内政未靖、天时未至,兼东吴凭长江天险与残存国力,方得喘息至太康元年。

话说司马昭灭蜀凯旋,本拟“宜将剩勇追穷寇”,然天不假年,灭蜀仅两年便溘然长逝(公元265年)。其子司马炎虽受魏禅建立西晋,然新朝如初生婴孩:曹魏旧臣暗流涌动,州郡安抚千头万绪,朝堂上贾充、荀勖等重臣屡谏“吴未可图”。古人云:“筑室道谋,三年不成”,帝王用兵,首重庙算安稳。 晋武帝深谙此理,纵有吞吴之志,亦不得不先固根本。
再观军务实情:灭蜀之战耗尽府库,羊祜初镇荆州时竟至“军无百日之粮”(《晋书·羊祜传》)。加之连年水旱,中原仓廪空虚,恰应了那句古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继,雄师难行”。纵有王濬楼船列阵,若无万斛粮秣支撑,终是纸上谈兵。
莫道东吴“苟延残喘”,孙氏经营江东六十余载,根基岂是纸糊?据《晋书·地理志》载: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口二百三十万;而蜀汉倾覆时仅九十四万人。 人口、兵员(吴军二十三万)、疆域皆倍于蜀,长江天堑更非蜀道可比。虽孙皓后期昏聩,然陆抗等宿将尚存,水师艨艟仍巡江如故。恰如杜牧咏史所叹: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纵无赤壁东风,长江烟波亦是天然屏障。
然天命终有尽时。待到羊祜屯田积谷十载,杜预上《平吴策》,王濬水师“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军方得顺流而下。刘禹锡一语道破天机: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历史从无侥幸:十七年喘息,非天佑东吴,实乃西晋蓄力之期、东吴气数将尽之延宕。国运兴衰,终系于民心向背、实力消长,岂在“苟延”二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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