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关系到底怎么样?乌台诗案王安石为什么要帮苏轼求情?一句话说透:政敌相争是真,惺惺相惜更真!当乌台诗案把苏轼逼上绝路时,王安石那句“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恰似惊雷划破北宋政坛的阴云。

宋神宗登基那会儿,四十八岁的王安石终于等来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这位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的能臣,早就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里埋下了变法的种子。可仁宗朝的老臣们早被“庆历新政”磨平了棱角,直到二十岁的神宗撸起袖子说“干”,才让王安石以“师臣”之礼入阁拜相,掀起那场震古烁今的熙宁变法。
偏偏这时候冒出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林语堂说他天生是政治反对派,连爱妾王朝云都笑他“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位文坛领袖写起批判文章才气横溢,连神宗皇帝都差点被他的笔杆子摇动决心。王安石起初还能容他——即便有人举报苏轼借葬父贩运官盐,查无实据后也放了一马。可当苏轼主持科举时,竟用考题暗讽王安石“独断朝纲”,这离间君臣的招数,终于让宰相挥起了贬谪的朱笔。
(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早说过:“才高者不拘小节”,可政坛上最怕的就是“小节”变“杀招”!)
熙宁九年(1076年),心力交瘁的王安石两度罢相归隐钟山。谁料四年后的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那句牢骚惹出滔天大祸:“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新进”二字刺痛了变法新贵的神经,当年沈括在杭州当“抄诗特使”时搜集的“罪证”也被翻出,顷刻间御史台的囚室锁住了文曲星。
当满朝新党叫嚣着要处死苏轼时,南京城里的退休老宰相拍案而起。王安石八百里加急上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句话重若千钧,连政敌司马光都加入声援。更绝的是,他特意点出当年太祖皇帝定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硬是把苏轼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此时倒应了苏轼自己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政敌的援手,恰似雪泥鸿爪中的暖意。)
元丰七年(1084年),死里逃生的苏轼路过南京,特意去半山园拜会那位“曾经的敌人,永远的知己”。一个布衣宰相,一个戴罪词宗,同游钟山的画面成了北宋文坛最动人的剪影:王安石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在《次荆公韵》里写下“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把半生恩怨化作了相知相惜。
回头再看乌台诗案中王安石的挺身而出,哪里是什么政治算计?分明是超越党争的士大夫风骨!他比谁都清楚,杀苏轼就是杀天下文心,毁大宋文脉。正如后来黄庭坚所悟:“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安石护住的,正是这中华文明最珍贵的生气。
(王安石晚年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对政敌用半生争斗与一场救援,照见了中国士人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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