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后金虽无底气,却以“大义”为旗,借明朝内虚,终成大业。

万历年间,努尔哈赤以父兄被明军误杀为由举兵,却先以“七大恨”为檄文,将自身塑造成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这种“以理压人”的手段,恰似唐太宗所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用道德高点瓦解明朝正统性。史载其父塔克世死于明军“抚顺之战”,此战发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正是以此为旗号,将军事行动包装成“复仇正义”。(*《满文老档》载:吾父兄皆死于明人,故今举兵复仇*)
当后金连破辽东七十余城时,竟主动向明朝提出议和。这看似矛盾的举动,实为高明的“攻守辩证法”。正如孙子所言“上兵伐谋”,努尔哈赤深知明朝“人口数千万”的潜在战力。明熹宗天启年间,袁崇焕率军坚守宁远的胜利,反而坚定了后金“见好就收”的策略。这种“打一打,谈一谈”的节奏,恰似李商隐笔下“春蚕到死丝方尽”,既消耗明朝军心,又避免激化矛盾。
最致命的转折发生在崇祯年间。此时的明朝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绘:“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1627年天寿节,李自成攻入北京前夕,崇祯帝勤政却无韬略。他频繁调动边军镇压农民军,又抽调京营戍守辽东,形成“拆西墙补东墙”的恶性循环。史载1643年“户部库存止银三十万两”,军饷拖欠竟达三年之久。这种“财政空转”恰如《盐铁论》所言“内空外重,本末倒置”。
引用《明史·食货志》记载:“边镇兵饷,十去其七。”
当八旗铁骑攻破山海关时,明军已陷入“打地鼠”式作战困境。1637年孙承宗整饬辽东防线的短暂胜利,因朝廷内部党争迅速瓦解。这种制度性崩坏,恰似《战国策》所言“构木为巢,木覆巢毁”,表面修修补补,实则根基已朽。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后金的胜利绝非偶然,而是明朝“外患未消、内忧已溃”的必然结果。当一个王朝失去民心,再精锐的军队也会成为散沙;当统治者沉迷于“数字游戏”(如户部账本上虚报的存粮),再坚固的城墙也终将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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