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行业林立,若论利润之厚,莫过于盐业。

世人常提清朝广州十三行,彼时闭关锁国,外贸独此一家,垄断之利下,行商富可敌国。道光年间,总行商伍秉鉴资产达2600万银元,折白银2000万两,几抵清廷岁入之半,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然垄断之利,终属特殊时期的产物,非常态可比。而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真正称得上“日进斗金”的行当,唯有贩盐。
盐者,百味之将,亦民生之基。《尚书》有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不仅是调味之本,更在无冰箱之世,为腌制食物、延缓腐坏所必需。其战略地位,恰如今日之石油。且盐产不均,多地匮乏,一旦发现盐场,开采成本却极低,故产盐之地,如中东油田,闭眼皆利。
如此厚利,历代王朝岂容民间独占?我国盐业官营,源远流长。春秋时,齐桓公任管仲行“官山海”之策,盐铁归官,国力骤强,“便鱼盐之利”,终成五霸之首。战国商鞅变法,亦仿此制。汉初开放民营,盐商富比王侯,令中央生忌。武帝时,连年征战,财政吃紧,复行“盐铁官营”,官府自产自销,禁断民营。此策一出,府库充盈,既解军费之急,亦抑豪强之势。后世王朝,多循此例,贩私盐者,与谋反同罪,然暴利之下,亡命之徒仍前赴后继。
私盐利润之高,骇人听闻。《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北宋陕西官盐每斤售四十四文,产地仅五文,成本更低,售价常为成本二十倍有余。此等暴利,今日唯贩毒可比。故私盐贩子多富甲一方,甚或凭此起兵,反上梁山。隋末程咬金、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皆出身私盐,终成乱世枭雄。
明清之际,盐业改行特许经营,官府发“盐引”如特许牌照,盐商凭引购盐,转运倒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日进斗金不在话下。然盐引来之不易,需代官府运粮助饷,更需重金贿赂盐道官员——此职号为“最肥”,油水之厚,可想而知。
晋商、徽商之兴,正赖盐业官商勾结。徽商以扬州为营,精于察言观色,善伺权贵欢心。乾隆七次南巡,扬州盐商皆争相接驾,极尽铺张,圣心大悦。徽商鲍志道任淮盐总商二十年,捐银两千万两、粮十二万担,屡获嘉奖。然《道德经》有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盐商之富,系于权势,一旦时移世易,终不免倾覆之危。此中道理,恰如道家修行,不假外求,方能长久;若依附外物,终如镜花水月,易散难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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