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一粒薯种竟成就三代盛世,这究竟是何等奇事?

明万历年间,福建商贾陈振龙于吕宋经商,偶遇异域作物番薯。此物耐旱易生,可作果腹之粮,然却遭西班牙殖民者禁运。陈振龙效法吕洞宾炼丹之智,将薯藤绞入汲水绳中,覆以泥浆,方得渡海归乡。
昔年闽地山多地少,每逢旱魃为虐,饥民遍野。陈氏父子于福州沙帽池试种番薯,四月而获丰收,其状"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似梨枣,竟成救命稻草。
自此番薯渐次播于八闽大地,至清乾隆时,朝廷更以圣旨广劝栽植。乾隆帝亲书"广劝栽植"四字,令天下百姓皆能食此神物。此物虽非华夏原产,却因应天时地利,终成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支柱。
从宋元至清道光,中国人口由亿级跃升至四亿。其中三亿新增人口,竟赖番薯维系生计。正如《齐民要术》所言:"谷不熟则人饥,人饥则国危"。
番薯之功,不仅在于填饱肚腹,更在于拓展耕地。昔日难以耕作的山岭沟壑,因番薯之耐寒耐贫,皆化作沃土。据《皇朝经世文编》载:"番薯之利,可使荒地变良田,贫民得温饱"。
当百姓衣食无忧,便能从事工商业活动。江南丝织业兴盛,北方煤炭开采繁荣,正是番薯之功。有诗云:"薯种传华夏,仓廪满九州。岂曰无衣食,但教有自由。"
道光年间,福州乌石山建先薯亭,以彰陈振龙之功。此亭虽小,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正如张三丰真人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之大仁曰养",陈氏此举,实为济世之仁。
诚然,康乾盛世之功,非独君王之德,亦赖农耕之变。番薯之入华,恰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不仅是食物,更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无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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